我也有一次類似的特殊經曆，但是我從來沒有跟老範說起過。那是我們縮短了我們在倫敦探親時間的一個原因。在倫敦的那兩個多月時間，我過得很不愉快。主要當然是因為我兒媳婦。她每天的表情和言語都讓我感覺到我們給他們添了很多麻煩，我們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因為擔心惹出更多的麻煩，造成更不好的影響，我們將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與她的相處上，根本就沒有心情去欣賞倫敦的風土人情。就在我們已經在考慮提前回國的時候，我女兒正好到倫敦來出差。她當然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壓力，因為我們不僅要防止與她發生衝突，還要防止她與我兒子和兒媳婦發生衝突，特別是防止她因為我們而與他們發生衝突。這些都不需要再說了。我的特殊經曆起因於我女兒要求我兒子利用她在的那個周末帶著我們一起到倫敦郊外的某個景點去玩一次。我兒子選擇了帶我們去參觀丘吉爾的祖居。那本來應該是我在倫敦期間最愉快的經曆，沒有想到卻成了我對生命和家庭最恐怖的記憶。
我們的家已經被拆成了三塊，分散在亞洲、歐洲和北美。那是我們一家人被拆散之後的第一次團聚和出行。我和我丈夫坐在後排，我女兒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一路上，她說個不停。她的不少觀點都讓我們難以接受，比如她說她之所以不結婚是因為她已經對天下的男人徹底失望了。她說，出國之前，她覺得“中國的男人蠢，外國的男人壞”，出國之後，她覺得“中國的男人壞，外國的男人蠢”，總而言之，天下的男人都已經讓她徹底失望了。我知道與她爭論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首先她從來就不會聽取反對的意見，其次反對的意見隻會讓她的態度變得更加惡劣，所以我什麼都沒有說。但是，我兒子提醒她說車上坐著兩個中國男人。我女兒不僅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還繼續冒犯。她說：“你們有多壞和有多蠢，你們自己最清楚。”
我相信我女兒的滔滔不絕對我兒子是很大的幹擾。但是，誰也沒有辦法讓她停下來。在回倫敦的路上，她的興致更是有點所向披靡的味道。她一會兒談中國的經濟，一會兒談美國的政治，一會兒談英國的足球，一會兒談中東的危機，一會兒談韓國的影視，一會兒談香港的美食……她的所有觀點都很膚淺又都很極端。而我兒子的質疑和爭辯會引起她更膚淺和更極端的反駁。就在我女兒突然慷慨激昂地發表她對薩達姆的支持和同情的時候，我們聽到了兩聲巨響，並且感到了兩陣劇烈的震蕩。等醒過神來之後，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的車撞上了前麵的車，而後麵的大巴撞上了我們的車。我女兒開始是失聲痛哭，然後是破口大罵。而我兒子顯得若無其事。等我女兒罵完之後，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獨裁者和他的支持者肯定都是會要遭到天譴的。”事故之前，我丈夫一直在打盹。我女兒的高談闊論似乎對他毫無影響。當我女兒在失聲痛哭的時候，他用手掌按壓著額頭上被碎裂的玻璃劃破的傷口，說：“我怎麼沒有死啊？！”我緊張地看了他一眼。“小時候，所有的算命先生都說我會死在異國他鄉。”他接著說。而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意識到我們這個家完全可能在那一個瞬間就從地球上徹底消失。這場車禍隻是對我們的一個警告，我這樣想，我們這個已經被拆散的家，其實就不應該重新湊合在一起了……非常幸運，我們都隻受了輕傷。但是，所有的車門都打不開了。我們要等到救援車趕到才能夠獲得解放。
我第二次走進了派出所的接待室。我還是覺得它是與我的身份不符的地方，就像我剛才慌慌張張地走出去的時候一樣。顧警官已經不在裏麵了，這是我在來的路上想到過的結果。其他那些報案的人也都不在了。而那個與顧警官爭執過的老頭兒卻還在。他坐在報案時坐的位置上。我仍然在門邊的長椅上坐下。老頭兒回過頭來看著我。看得出來，他並不知道（或者是不記得）我不久前已經來過一次。我對他點了點頭。他告訴我現在是交接班的時間，所以警官們都不在。我又對他點了點頭。老頭兒接著告訴我，他昨天晚上就來了，可是接待他的警官態度一點都不好，要他“不要抱任何希望”。他說他不願意將報案單交給那種不負責的警官。他一直等到了現在，想要看看來接班的警官是什麼態度。如果天下的警官真的像人家說的那樣是一回事，他就會放棄報案。老頭兒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機。他長歎了一口氣。他說今天交接班的時間估計會比較長，因為公安人員剛剛破獲了一個大案。“人都關在裏麵呢！”老頭兒指著“臨時羈押室”低聲說。他說他是親眼看著那些犯罪分子一個個從囚車上被推下來的。“都是一些長得標標致致的年輕人。”老頭兒神秘兮兮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