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民兵將我父母和我妹妹押送到我們家從前一個佃農家的豬欄屋。那是他們過渡的住處。在為他們找到新的住處之前，他們將要住在那裏。他們在那裏住了四個月。土改工作隊的人同意將我們原來家裏最差的床和兩床長工用的被褥“借”給我父母。豬欄屋裏隻有一個可以開出那張床的位置。開好之後，床的一頭正好頂住了豬欄。住在那裏，噪音和氣味自然不用說了，而豬欄屋的門還形同虛設，主人隨時都可能進來查看那五頭豬吃食的情況。“我們自己家的豬欄屋我們平時都沒有進去過，”我母親說，“可是我們要住在佃農家的豬欄屋裏。”我母親歎了一口氣。“你應不應該去哪裏其實並不是你自己能夠決定的。”她說。
接下來的一天，我父母和我妹妹整天都沒有吃東西。第三天清早，我母親決定帶著我妹妹去討吃的。她們不敢在附近的村子裏討，但是她們又沒有力氣走太遠。她們討了一個上午，隻討到了兩隻紅薯。我母親決定再試最後一家的時候，開門的居然是我們家從前的一位長工。長工驚恐萬狀地看著她們。我母親還沒有開口，他就知道了她們的來意。他說家裏已經沒有剩飯了，他示意她們趕快離開，以免被鄰居們看見。我爺爺奶奶和我父母從來對長工們都特別好，我母親沒有想到那位長工見到她會那麼驚慌。緊接著，長工當著他們的麵關上了門。我母親說那個時刻她強烈地感覺到了世態的炎涼……但是很快，那種感覺就被一個令她終生難忘的細節衝散了。在往回走出去一段之後，我母親和我妹妹看見長工的兒子從她們身邊跑過。他跑到她們馬上要經過的田埂上，將手裏捧著的那一包發黃的報紙包放下，又跑了回來。我母親和我妹妹走到已經被水汽浸濕的報紙包跟前，她們回頭看見長工的兒子躲在那棵大樟樹下朝這邊張望。我母親明白了。她讓我妹妹打開報紙。她們看到了還冒著一點熱氣的米飯。她們一起跪下了。我妹妹馬上用手抓著米飯一把一把地往嘴裏塞。我母親摸著她的頭，提醒她要為我父親留一點。她沒有想到，她的話讓我妹妹停了下來。接著，她將剛準備塞進自己嘴裏的飯塞進了我母親的嘴裏。
我母親說她一開始無法接受那種幻滅。她總是問自己：“這是我應該過的生活嗎？”可是後來，她的問題變了，變成了“這難道不是我們應該過的生活嗎？”她接受了那樣的生活。她接受了生活對她的侮辱。她覺得那就是她“應該過”的生活。她覺得活著就是遭受侮辱，就是受盡侮辱。她說她因為自己能夠“接受”而對“革命”懷有一種很深的感激。她感激革命革掉了她的羞恥感，將她變成了世界上“最厚顏無恥的女人”。也就是說，外部的革命引發了她靈魂深處的一場“革命”。如果還有任何羞恥感，她也不可能“若無其事”地經曆她所經曆的這一切，活到現在。她的感激讓我看到了同一場革命對我自己的影響：革命激起了我前所未有的羞恥感。我開始恐懼生活中的任何汙點，我甚至會因為自己的出身而抬不起頭來，我會將它當成是一個巨大的汙點，我一生都在努力洗刷這個汙點。有一天，我與老範談起了革命對我們母女結果對立的改造。他感歎說：“這可以說是‘同曲異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