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隻看他哭過那一次。”我母親說，“我們被掃地出門的那一天，他突然失去了那麼多東西：家園、財產、傭人、悠閑，當然還有尊嚴……但是，他沒有哭。我想那是因為他知道他還有什麼。他還有希望，他還有你們。”
我父親那天一口氣給我買了五雙襪子。我不會忘記我當時是多麼地得意。那是做女兒的得意。我迫不及待地與我父親告別，迫不及待地跑回自己的寢室，迫不及待地將我正在午休的兩個好朋友叫醒，要她們看著我將五雙襪子都試了一遍。我得意的表現讓我的兩個好朋友都非常開心。從那天開始，“五雙”就成了我的綽號。在我們高中畢業五十年的聚會上，所有在場的同學都還記得我的那個綽號。
“但是你的信讓他痛哭起來。”我母親說，“他哭得那麼久，哭得那麼慘。我想那不僅是因為他在為自己的女兒送終或者白發人送黑發人。我想那是因為他在為自己送終。”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我母親將我那封“絕情的信”與我父親的死聯係在一起。我很難受。
“那封信對他造成的傷害是致命的。”我母親繼續說。“如果不是因為它，他不會死得那麼早。”
我父親死於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死於腦溢血。“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半年前正式宣布結束了，社會生活已經在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和我妹妹早在一年前就已經商量好，決定將兩位老人接到城裏來住。這個決定讓我父母都非常開心。但是，我父親堅決不肯與我同住，甚至短期的同住都不肯。其實那時候，我已經主動地恢複了與他們的關係。我甚至利用節假日回到曾經二十七年沒有回去過的老家看望過他們幾次。從表麵上看，我們已經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我沒有想到他會對與我同住那麼在意。我當然不好多說，但是我妹妹一直都在力勸。我父親沒有絲毫鬆動。我經常聽見我母親抱怨他很固執，卻沒有想到他會如此固執。等到我妹妹定下了來接他們過去的時間之後，已經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我母親後來告訴我，我父親對能夠徹底離開讓他受盡了屈辱的家鄉非常興奮。他最後的那一個星期每天都邀鄰居中的同齡朋友來家裏喝酒。他的腦溢血發生在我妹妹上火車來接他們的那一天早上。我母親說，那天早上，我父親剛從床上下來就一頭栽到了地上。鄰居中的一個年輕人用手扶拖拉機將他送到了縣中醫院，但是醫生說已經太晚了。
“我這不是責備你。”我母親說，“我隻是想讓你知道你的那封信對他意味著什麼。”
我很難受。我不可能想到我的那封信對我父親會造成致命的打擊。我不可能不去責備自己……關於我父親的很多事情，我是到了與我母親單獨住在一起的那些年裏才知道的。那時候，我母親也經常與我談起過去。她慢條斯理的敘述填補了我記憶中的許多空白。比如我知道了那一天我父親去學校看我其實是想去向我告別的。我母親說那之前半年，他突然產生了出家的念頭，家裏的人都很著急。他們想方設法勸阻他，都無濟於事。他離開的那一天隻允許我母親一個人去送他。在他們分手的時候，他對不能與她白頭偕老請求她的原諒。他還告訴她路過省城的時候他會去看我。我母親請求他不要對我說實話，不要讓我知道他已經決定要出家。我父親在外麵逛了三四個月，去了衡山、嵩山和普陀山……不過不知道什麼原因，他最後還是回來了，從此也不再提出家的事。我母親說那時候已經是徐蚌會戰（我糾正說是“淮海戰役”）的前夕，我父親經過的一些地區後來成為了國共雙方軍隊傷亡慘重的前線，但是他也從來沒有提過在那些地方看到的景象。
我也是從我母親慢條斯理的敘述裏知道了他們被掃地出門之後的生活細節。在我的爺爺奶奶被關到縣監獄（他們沒有能夠活著從那裏出來）去之後不久的一天，土改工作隊的人突然帶著一些民兵來到我們家，他們讓我父母帶好自己的日常用品馬上離開。“你知道，那不僅是你和你妹妹出生的地方，也是你父親和你爺爺出生的地方，那是我們祖祖輩輩的家。但是，他們突然就來了，用槍逼著我們，要我們馬上離開。”我母親說。她並沒有去刻意控製自己的情緒。她的慢條斯理顯得非常自然。“這與詐騙不同。詐騙是巧取，這是豪奪。”她接著說。當時，我妹妹還沒有放學回來。我父母在她回家的路上等到她，告訴她，她已經回不了家了。我妹妹馬上想到的是她枕頭邊的洋娃娃。她說她要去拿那個洋娃娃。我父親罵了她。他說活人都活不下去了，還管什麼洋娃娃。“這是一夜之間的幻滅：昨天你還豐衣足食，今天你就一無所有了。”我母親說，“我現在都不覺得那是真的。”說到這裏，我母親突然笑了一下。這讓我想起了我死在繈褓中的女兒最後的笑。與那種笑不同，我母親的笑是對生活的嘲笑。“你知道那時候經常有土匪來搶劫。每次他們走後，你爺爺總是說，他們就是把東西都搶走了，還是會留下一個‘空巢’。那是我們的根，他們搶不走我們的根。”我母親慢條斯理地說，“可是‘他們’不同。”她將後麵的這個“他們”發得很重，將它們與前麵的“他們”區別出來。“他們將我們當成垃圾，當成灰塵，他們將我們掃地出門，連‘空巢’都沒有留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