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知道電話是從公安局刑偵大隊打來的呢？”我兒子問。
“因為——”我說，“它就是從公安局刑偵大隊打來的啊。”
“你怎麼知道？”我兒子問。
“公安人員自己這麼說的啊。”我說。
“我還可以說我的電話是從公安部打來的呢，”我兒子說，“你相信嗎？”
“我當然不相信。”我說，“你是我兒子。”
“那你為什麼要相信他們說的話呢？！”我兒子說。
“因為他們說我已經卷入了犯罪集團的活動。”我說。
我兒子歎了一口氣。“我們又繞回來了。”他說。聽得出來，他非常失望。
“是你自己要這麼繞的。”我說。
“好了，不要再繞這個怪圈了。”我兒子說，“告訴我，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他們要保護我。”我說。
“他們既然發現你已經卷入了犯罪集團的活動，在監控你，怎麼又要保護你？”我兒子問。
我想了想，突然又想到了我教過三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你這就不懂了，”我有點得意地說，“這就叫‘辯證法’。”
沒有想到我兒子又會用前一次電話的話題回應我。“你上當受騙一輩子還沒有夠嗎？”他不耐煩地說，“這哪裏是什麼‘辯證法’，這是騙子設的局。”
我有點後悔自己又一次惹火燒身。“你既然好像什麼都知道，還問我幹什麼？”我不滿地說。
我兒子立刻就讓自己冷靜了下來。“那你說吧。”他說，“我不打斷你了。”
“我說到哪裏了？”我不滿地問。我真是越來越討厭自己的記憶了！
“你說到了他們要保護你。”我兒子說。
“他們告訴我，我的生命安全目前還沒有問題，但是我的銀行存款已經受到了威脅。”我說。
“騙子！”我兒子又罵了一句。
“你還想不想讓我說下去？！”我不滿地說。
“他們下一步就是要了解你存款的數量。”我兒子說，“這都不用你說。”
“你怎麼知道？”我問。
“因為他們是騙子。”我兒子說，“百分之一百的騙子。”
“你錯了。”我說，“公安人員對我的存款已經了如指掌。”
“你怎麼知道？”我兒子問。
“我將存款一筆一筆地報給顧警官聽了，他說那與他們掌握的情況完全一致。”我說。
“天啊，”我兒子用很低的聲音感歎了一聲之後，突然又用很高的聲音說，“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蠢事啊！”
我不理解我兒子的語調為什麼會有這種強烈的變化。我不知道為什麼與公安人員核對存款是一件蠢事。“我真是非常佩服他們。”我繼續說，“他們的情況掌握得那麼多，又那麼細。”
我兒子長歎了一口氣。“你怎麼這麼糊塗啊。”他說，“那哪裏是他們掌握的情況，那都是你自己告訴他們的啊。你自己不先說出來，他們怎麼能夠‘掌握’呢？！”
我兒子的話讓我充滿了懊悔。在焦急地等待著顧警官的那一段時間裏，我其實已經隱隱約約地意識到公安機關掌握的情況和我的“坦白”之間的聯係。我記得顧警官之前的那個公安人員向我重申了“坦白從寬”的政策之後，我感覺自己的人格遭受了強暴，我感覺自己遭受了從來沒有受到過的淩辱。而不可思議的是，淩辱沒有將我推上反抗之路，卻將我變成了一個迫不及待的“坦白”者，一個想將一切都“坦白”出來的“坦白”者，一個繼續遭受淩辱的“坦白”者。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
“你太不冷靜了。”我兒子說，“你居然還是有過三十多年教齡的‘靈魂工程師’，怎麼連最起碼的心理素質都沒有。”
“公安機關已經掌握了我卷入犯罪集團活動的證據，我怎麼還可能冷靜？！”我不滿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