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氣憤地說。
“你太讓我不放心了。”她說，“你讓我一分鍾都不得安寧。”
“是你讓我一分鍾都不得安寧。”我氣憤地說。
“我不想再跟你多說廢話，”她說，“你要馬上將它取出來，換成美金寄給我。”
她的口氣讓我無法忍受。“現在是半夜，”我說，“你讓我到哪裏去取啊！”
“我說的不是現在。”她說。
“‘馬上’就是‘現在’。”我說。
“我的意思是明天。”她說，“明天一早你就要去將它取出來。”說完，她重重地掛斷了電話。
我絕望地坐起來，靠到床背上，然後，慢慢將話筒放下。馬上就是“明天”了，我女兒的意思其實沒有錯。我感覺極度的空虛和莫名其妙的懊悔在咬噬著我的生命。我需要安慰，我需要溫暖。我想起了我扔在床角的那封信。那是老範寫來的信。我猜想那是一封情書。我隻收到過那位攝影記者和我丈夫的情書。那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我希望老範寫來的是一封情書。我希望看到老範的浪漫。這浪漫當然是出現在今天的唯一與今天不相稱的格調。但是我需要。現在我需要。
我走到客廳，在沙發上的報紙堆裏找到了自己的眼鏡，又馬上回到了床上。我將老範的情書打開。我希望它能夠將我帶離今天，帶離我的恐慌和疑惑，帶離我的空虛和懊悔。在信的開頭，老範用平時對我的稱呼稱呼我。然後他解釋說他怕打電話會驚動我，所以采用了這種“無聲”的方式。我有點陶醉地想，這種“無聲”的方式其實是表達情感的更傳統和更浪漫的方式。可是怎麼回事？老範接下來表達的並不是他對我的感情，而是他對我的擔心。老範說，早上在購物中心見麵的時候，他就覺得我的狀況不太對勁。而下午我坐在長椅上的樣子讓他意識到我的狀況還在惡化。他說他七點鍾來敲門的時候，本來是想要進來與我談談的。但是，他看到我好像非常緊張，就沒有敢提出來。他說他非常擔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道要怎麼幫我。在信的最後，老範提醒我，有什麼委屈一定要說出來，不要窩在心裏。他說他明天上午會給我電話，看我的情況是不是有好轉，看我願不願意跟他談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想到，這是一封與“今天”關係如此密切的信。沒有想到，老範也將“明天”和“今天”如此牢固地聯在了一起。沒有想到，我的“不太對勁”如此明顯地引起了他人的注意。也許是所有人，也許“老六”、保安甚至小於也都已經注意到了我“不太對勁”。我將信放在大腿上。我想起了老範下午的舉動。他也坐到了長椅上，他用右手拍了拍我的左腿。我不安地低下了頭，就好像老範正坐在我的床邊娓娓道來。我沒有將他的手推開。我聽得很認真。
這時候，電話鈴又響了，電話鈴又響了。我煩躁地拿起了話筒。我真想對著它高喊一句：“我知道你們不會放過我。”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誰都不肯放過我。誰都說“明天”要來電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明天”是一把利劍。它握在所有人的手上。它讓我對自己經曆的最特殊的“今天”充滿了懊悔。我已經隱隱約約地意識到將自己的存款轉移到絕密賬號上是一個大錯，一個無法改正的大錯，一個將會被人恥笑多年的大錯。我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顧警官的身上了。但是我女兒做了那樣的噩夢。我現在都不知道我正在等待的人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聽到的又是我妹妹的聲音。她注意到我很快就接起了電話，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睡覺。“我知道你還會來電話啊。”我挖苦地說。我妹妹沒有笑。她說剛才與我通話之後她還是感覺非常不好。“你真的沒有事嗎？”她關切地問。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不想正麵回答她的問題。“我很累。”我說，“真的太累了。”
我妹妹意識到我很不想說話。“沒有別的，”她說，“我隻是想對你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一定要想開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