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我生氣的是，我婆婆離開之後，我丈夫還是不肯拆掉她的床。他說他想單獨睡，就睡在那張床上。他說在“幹校”那麼多年，他已經習慣了單獨睡。而我懷疑他是還沒有從剛剛過去的情感危機中完全康複過來，他是不願意在熟睡的時候無意中碰到我的身體。我有被拋在“空巢”中的強烈感覺。在他離世前的那一段時間裏，我對他那種異常的舉動又有了新的解釋。那時候我經常趴在他的病床邊翻讀報紙，遇到有趣的內容，還會讀給他聽。有一天，我讀到一段關於“戀母情結”的文章。我想他多年前的異常舉動可能就是“戀母情結”的表現。甚至他堅持要將他母親的床擺在我們的房間裏也是這樣的一種表現。這種新的解釋同樣讓我有被拋在“空巢”中的強烈感覺。我看著與我白頭到老的男人：他已經隻剩下一把骨頭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昏迷中度過的。哪怕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也並不清醒……我看著他，我覺得我完全就不認識他，他就像是一個與我的生活完全無關的陌生人。
我們之間從來沒有親密的感覺與我們從來沒有激情的性生活肯定有很大的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當然要歸咎於我們所處的時代，可以貼上“時代局限性”的標簽。在那個革命的時代，性生活是諱莫如深的話題。它無疑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低級趣味中的一種。而在更大程度上，我們性生活的平淡更應該歸咎於我們自己，準確點說是應該歸咎於我。我心髒的先天狀況使我從小就對劇烈運動充滿了顧慮。在結婚的前夕，我母親就多次暗示我“性生活”是對我不宜的“劇烈運動”。從新婚之夜他第一次急不可耐地想進入我的身體的時候，我就開始提醒他輕點慢點，我就說我不適合做“這種事情”，我就非常拘謹。在整個過程中，我都會不停地這樣提醒。我的提醒開始有片刻的抑製作用。他馬上就會輕點慢點。但是它“隻有”片刻的抑製作用。他的動作很快就會變得更加劇烈。非常奇怪，我的心髒似乎能夠承受那種“劇烈運動”。我甚至感受到了他不斷加急的頻率和不斷加重的衝量帶來的快感。當然，我並沒有放鬆警惕，仍然提醒他輕點慢點。不過我的提醒已經不起作用了。他動作越來越猛，最後他用口音很重的聲音叫喊起來：“殺！殺！殺！”我好像被這叫喊聲帶進了戰爭片中總攻的場麵。我被他的叫喊聲驚呆了。我沒有想到性交與戰爭會有如此密切的聯係。我還擔心這叫喊聲會被鄰居們聽見。我提醒他輕點慢點小聲點。他沒有理睬我的提醒。他一直“殺”到了開始從我的身體裏潰退的時刻。
我不喜歡這種與戰爭的聯係。我提醒他下次不要再這樣喊叫。“不殺怎麼能見血啊。”他舉起我剛才墊在身體底下的毛巾說。“下次你再殺也殺不出血來了。”我將毛巾搶過來，笑著回應說。這也許是我們私生活中唯一一次有質量的對話。從第二次上陣的時候開始，他就聽從了我的提醒，不再用凸顯出軍人本色的方式發起總攻了。我高興他聽從我的提醒。不過我同時也會覺得整個過程突然少了很多的起伏和驚奇。我想他對這一點會有更深的感覺。我有一點內疚，我覺得我壓製了他的主觀能動性。我一直都在壓製他的主觀能動性。他幾次提出來要“看”我，都被我斷然拒絕。“你又不是醫生，”我說，“這又不是體檢。”他後來就不再提那種要求了。他提出的要我“看”他的要求也被我以類似的理由斷然拒絕：“我又不是醫生。這又不是體檢。”還有一次，他提出來要從後麵進入。那想法讓我覺得極為齷齪。我斷然拒絕。“老家的牲口都是這樣幹的。”他說。“我們是人，不是牲口。”我說。我們整個婚姻生活中的性交姿勢“從一而終”。除了殺聲震天的第一次之外，我們整個的性生活都極為平淡。
第一次正式分居進一步降低了我對性生活的興趣。我的身體本身也作出了相應的反應。記得那年春節從“幹校”探親回來後的第二天，我發現外陰部左下方出現了一個很小的血泡。我開始不想去做檢查，因為那個位置令我感覺非常尷尬。但是過了幾天，我發現它對我的日常生活影響越來越大，因為不管是走路、坐著還是躺著，我都會有明顯的痛感。我最後還是去了醫院。醫生說那是“巴氏腺囊腫”。她說我可以采取保守的療法，沒有必要做手術。根據醫生的建議，我每天用雙氧水對那個部位清洗兩次，一段時間之後，囊腫果然自動破裂。不過後來它複發過三次，而且每次複發都與性生活有關。這種關聯讓我對性生活又多了一層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