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特殊的社會場所，陳鶴琴引領學生進入一個既可以學習知識又可以了解社會的鮮活空間。如果因為條件限製，在教學過程中無法找到上述適合的地方，或者在學生已經完成了上述場所的學習之後，就讓學生進入教室以外的大自然、大社會。此時的學生已經在小社會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對社會知識的捕捉、接受、發現能力都較之普通在校學生更敏感、更強烈，引領他們進入大社會之後，學生們就可以自主地從社會上學習知識，以此實現活教育的目標：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
民國教育人物
陶行知：兩千年後的孔子
“二千年前孔夫子，二千年後陶行知。”文學家郭沫若曾如此讚頌教育家陶行知。孔子以降，中國教育界名流大師輩出，但是卻少有人可與孔子相比。孔子被中國人尊稱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若非確實在教育上取得特殊之功績，便貿然與孔子相提並論，被讚頌者定會淪為學界之笑柄。然而郭沫若此評，卻並不孟浪，憑其教育思想之精深、影響之深遠，陶行知足以擔此美譽。
陶行知，祖籍浙江紹興會稽縣，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歙縣西鄉黃潭源村。曆史上的歙縣曾是徽州商業文化最著名的代表，在中國一直有“無徽不成鎮”之說，也是徽學的重鎮。陶行知不僅深受深厚的徽州文化傳統的熏陶，而且他在後來創辦教育過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和徽州商人之間的特殊關係。據說陶行知是曆史上“五柳先生”陶淵明的後代，陶行知的祖先曾在定居黃潭源村後，專門將宗祠命名“五柳堂”，以勉勵陶氏子孫繼承陶淵明的高尚品行。陶行知在南京曉莊創辦師範學校之後，也把曉莊自己的居住之地稱為“五柳村”。曆史上的五柳先生以“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高尚節氣名垂青史，民國的陶行知則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崇高品質，影響了民國時代的教育界。
1906年，陶行知結束了長達7年的傳統文化教育，進入歙縣城內的洋學堂崇一學堂讀書。這所學校的校長是英國傳教士唐進賢，他對陶行知的聰慧勤奮非常賞識，陶淵明由此開始了踏入近代西方文明學習的第一步。4年之後，他考入了當時著名的南京彙文書院，1910年，該校升格為金陵大學，陶行知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學習。
數十年之後，陶行知回憶起獨自一人離家求學之日的場景，仍然無法平靜對父親的緬懷之情，他在《獻詩》中如此寫父親對他的希冀：“古城岩下，水藍橋邊，三竿白日，一個懷了無窮希望的傷心人，眼裏放出悲壯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兒子的麵上，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張大嘴，隱隱約約的把個帆影兒都吞沒了，才慢慢的轉回家去，我要問芳草上的露水，何處能尋得當年的淚珠？”
金陵大學的西方教育模式引起了陶行知對西方文明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對西方教育的關注。也正是在這段學習生活經曆中，他有了去西方留學的想法。在這裏，他又幸運地遇到了另一位非常賞識他的外國人校長——美國人包文。在校期間，年輕的陶行知就創辦了《金陵光》學報，擔任中文版主筆，其間發表的文章大多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闡釋了進化、共和和民主的政治意義，把共和比作金子，國家比作金礦，國民比作礦工，指出：金子未獲而遭到捐棄，罪不於金子而是礦工之愚昧。共和未建而已經灰心，並非共和之罪而是人民之愚昧。欲解決礦工和民眾之愚昧，全在於教育！顯然，此時的他已經對先進的西方教育產生了濃厚的向往之情。與此同時，陶行知醉心於王陽明的思想研究，王氏的“知行合一”思想對他觸動很大，在他的早期教育思想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
1914年，陶行知從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旋即奔赴美國留學，初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第二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學。至於為什麼放棄市政而改學教育，陶行知認為學習市政出來是做官的，這雖然是令人豔羨的專業，但是中國當時並不缺少做官的人，真正缺少的是杜威先生那樣的偉大教育家。其時的美國正在興起一場旨在改造傳統教育的“新教育運動”，陶行知投身於杜威、孟祿兩大著名教育家的門下。
1917年8月，陶行知離開美國返回祖國，受同為杜威先生弟子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的邀請，任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主講教育學、教育史等課程。第二年，陶行知任教務主任。在此期間，他對學校陳舊的教育學科進行了改革。一方麵，他倡導教育要科學化，鼓勵教師做“創造的教育家”、“創造的科學家”，反對“沿用舊法，儀型外國”，試圖把美國教育中的創新、探索精神引入中國。另一方麵，他重新糾正了自然科學與教育的關係，強調一切教育的理論都必須植根於自然科學，為此，他把學校的科學知識列為教育學科中的必修課，這在當時國內教育學科領域還是首次。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作為一名偉大的教育家，他為踐行這句諾言，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
1926年，國內平民教育如火如荼，陶行知辭去教授職務，放棄了優越的大城市生活，“自討苦吃”紮根鄉村教育，開始了創辦曉莊師範學校的艱苦之路。陶行知在鄉村大力推行平民教育，自己總是身正為師，老老實實地和農民生活，踏踏實實地做一個淳樸的鄉民。當時的曉莊師範學校完全一窮二白，甚至連固定的校舍也沒有，學生們先在燕子磯小學借住，然後又搬入黑墨營，旋即搬遷至曉莊小學校舍，最後又遷入尚未竣工的犁宮。創業之初，陶行知完全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他脫下了西裝，穿上布衣草鞋，帶領全體師生投入到建設曉莊學校的生產勞動中去。其間，住在牛棚裏，飲食與學生相同，他從一個留學生轉變成為一個挑糞種地的農民校長，時人一度稱之為“挑糞校長”。陶行知對此坦然接受，並且很自豪地教育學生：“萬般皆下品，唯有勞動高”，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據他的好友曹聚仁回憶，一次，陶行知從南京來到上海，到大光明戲院去看電影。收票的因為他穿著一雙套鞋，沒有穿襪子，不讓他進去。陶行知默不作聲，靜靜地站在一旁看著，過了一會兒，一位摩登“狗兒”來了，也不曾穿襪子，收票的卻讓她進去了。於是，陶行知就問收票的：她穿襪子了嗎？那人無話可說，隻好乖乖地讓他進去。
1930年秋，曉莊學校被國民黨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緝，被迫逃亡日本，這對其家庭而言無異於一場巨大的災難。整個陶家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之中，其妻子更是承擔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壓力，甚至一度自殺，雖然獲救，但自此重病纏身。1936年，就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建立了完整的思想體係，向全國人民詳細解釋他的生活教育本質之時，妻子病故。陶行知曾悲痛地自責：母親、妹妹和妻子，實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流亡日本時期的陶行知先後輾轉於東京、京都等地。他在躲避政治迫害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教育事業，為此，他認真考察日本的國立圖書館和東京大學，吸取日本教育的先進經驗，同時也宣傳和介紹自己的教育理念，這引起了當時日本教育界的關注。1935年，日本教師牧澤伊平發表了《中華民國的新教育》，詳細介紹了陶行知在曉莊師範學校推行的新式教育，特別宣傳了陶行知發明的“小先生”製。此後，日本的新聞界也逐漸開始介紹陶行知及其他的教育思想，這是日本第一次打開大門了解中國的陶行知及其他的教育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許多日本學者開始更深入地研究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成為日本教育界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動被迫遷入西部廣大地區。從抗戰爆發直至生命的終結，他在教育上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創辦了育才學校。
1938年8月，陶行知生平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宣傳抗日活動，在香港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除了多次發表演講，宣傳抗日革命之外，還進行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回到大陸以後創辦育才學校做準備。在香港接受記者采訪時候，陶行知宣稱回國後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創辦曉莊研究所，為國家培養高級人才；二是創辦店員職業補習學校，動員華僑抗日。三是創辦難民兒童學校，專門收容戰爭中流離失所的難民兒童。
1939年，陶行知兌現了一年前在香港的諾言之三，在重慶北碚草街子創辦了育才學校，但關於育才學校的意見計劃書，是其在香港期間完成的。育才學校適應了抗戰時期大量難民流離失所的現狀，學校既設置普通課程，也有專業的特修課程，在對學生進行文化基礎知識教育的同時，又注意培養具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學校從抗日戰爭中失去家鄉甚至父母的難民兒童中，選拔出來一批具有特殊才能的幼苗加以培養。他向育才學生提出了“每天四問”的要求，第一問：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第二問：我的學問有沒有進步？第三問：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第四問：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每天清晨，陶行知都會帶著學生集體發問，深刻反省自己的進步與不足，以此激勵學生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勇敢地學習與戰鬥。當時有人誤會，以為這所學校造就一些人出來升官發財，跨在他人之上，陶行知反駁說，我們的孩子都是從老百姓中來的，他們還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用他們所學的東西獻給老百姓，為人民造福。
育才學校的創辦正值國內最困難之時，日本軍事侵略步步緊逼，大片國土淪喪，國內經濟凋敝。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能夠生存已經不易，維持一個難民學校，其難度可想而知。但陶行知仍然一如既往地激勵全校師生：為了培養人才幼苗，不要害怕經濟封鎖和政治迫害，除非整個中華民族都沒有飯吃了，那時候也隻有大家餓死。否則，大家一定要齊心協力把育才學校辦下去，決沒有自動停辦之理。為了激勵大家不要氣餒，陶行知還以山東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創辦三個義塾為例，號召大家向武訓學習，做一個“集體的新武訓”。這所學院的創辦，浸潤了陶行知先生晚年的心血。
抗戰勝利後，陶行知又創辦了“社會大學”，為培養進步的、民主的學生而不倦努力。1946年4月，陶行知來到上海，為在上海創辦社會大學和育才學校的遷址問題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消息傳來，陶行知異常激憤，他到處演講，發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號。他給育才師生的最後一封信中，如此說：“公樸去了，昨今兩天有兩方麵向我報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確實，將會很快結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之結束，不會是生活教育社和育才之結束。”聽說國民黨特務已經把他列為繼李公樸、聞一多之後的第三個暗殺對象，他無所畏懼，聲明已經做好了“我等著第三槍”的準備。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為勞累過度和受刺激過深，逝於上海，毛澤東稱之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勤儉，他生平的薪水及稿酬，大部分用在教育上麵。乃至在逝世之時，竟沒有給自己的家人留下一點金錢，甚至連一件新的衣服和鞋子都沒有，真真正正一貧如洗，兌現了“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