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生活教育的倡導者陶行知發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質》一文，這位早年師從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先生的中國弟子，無疑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生活教育運動的最忠實倡導者。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後，他就試圖用杜威的經驗主義教育哲學挽救中國，先是倡導平民教育，然後是鄉村教育，經過反複實踐，最終確定了生活教育之路。
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幾乎成為後來的第三世界國家教育的搖籃，它擁有杜威、孟祿、桑代克、羅素、克伯屈等世界頂級教育大師。在中國近現代的265名教育家中，有留學經曆（不包括短期出訪）的有142人，其中留學美國的78人，日本39人，德國14人，法國13人，英國12人，俄國2人，比利時1人，加拿大1人，共160人次。在留美學生的78人中，有34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而這些畢業生後來大部分成為中國教育的領軍人物。郭秉文、蔣夢麟、黃炎培、陶行知、胡適、張伯苓等悉數出於哥倫比亞大學杜威門下。他們回國的同時，也把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搬運回家，並且加以宣傳、實驗和推廣。
很遺憾的是，杜威博士的教育理論被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後，結出的果實就像一隻香蕉，外表雖然是黃色，果肉卻依舊是白色。於是，曾經忙於搬運杜威教育理論的中國留學生，在經曆了盲目套用西方理論引發的不適應證的苦痛之後，從被動的模仿者變成主動的創造者，由此成就了中國生活教育運動潮流。
生活教育在中國大地上的興起，折射出20世紀20年代中國教育嚴重脫離現實生活之痛。1926年，陶行知在《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批評中國社會教育脫離生活的畸形亂象：“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
為了糾正國內教育的不良之風，鄉村教育和職業教育成為教育家們的一劑良藥。20年代，一場號召知識分子走向鄉村的鄉村教育運動，以及針對平民職業技能訓練的職業教育運動，在國內呈現出爆炸的態勢，晏陽初、陶行知、黃炎培等教育家紛紛開展平民教育實驗。不過，麵對知識分子的熱情萬丈，寂寞的鄉村雖然呈現出一片學習知識和技能的熱鬧景觀，中國的平民特別是鄉村教育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熱鬧喧囂過後，統治鄉村千年的傳統思維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教育脫離現實的問題並沒有被徹底根除。麵對如此狀況，有的教育家堅持繼續前行，如晏陽初、黃炎培等人，他們認為隻有將自己從事的教育進行到底，才能徹底改變教育現狀；有的則開始反思自己從前教育的不足，嚐試著新的教育內容，如陶行知等人。不論前者還是後者，都在試圖讓教育回歸到現實生活的路徑上去。其中，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學校試驗最有效果。
1927年3月15日，北伐軍進攻南京的硝煙正濃，在南京北郊的老山腳下，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正式開學。這是一片與當時國內所有學校均格格不入的實驗區：校內有田地二百畝，供學生耕種；荒山十裏，供學生造林；極少經費，供學生造房；學校數所，供學生實習；教員數人，供學生請教。學校的培養目標宣稱：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至於入學考試的科目尤其獨特：一、農務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測試；三、常識測驗；四、作文一篇；五、三分鍾演說。學校特別聲明：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要報考本校。
曉莊師範第一期招收到了來自江蘇、上海、安徽、浙江、湖北等地的13名學生，其中包括來自清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操震球。一年前，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操震球看到了陶行知準備創辦這所學校的簡章，興奮之情難以抑製，立即寫信給陶行知，表達自己跟隨陶行知從事鄉村教育的願望和決心。陶行知立即給操震球回信一封，他在信中如此問道：
田家生活是要蠻幹的，您願意嗎？您能打赤腳在爛泥裏奔走嗎？您不怕把雪白的臉曬得漆黑嗎？您不怕軟手上起硬皮嗎？您不怕在風霜雨雪中做工嗎？您不怕挑糞嗎？您願意和馬牛羊雞狗豬做朋友嗎？
在得到對方肯定的回答之後，陶行知欣然接受了操震球來曉莊師範。操震球毅然舍棄清華大學，投身於鄉村教育，成為曉莊師範的第一批學員。陶行知在寫給母親和家人的信中，專門談到13人投考之事，他非常高興地說，居然還有13位來應試，“可算難得”，大家都為他們慶賀，來的人都非常有精神，“真是可喜”。
最初，學校設有鄉村小學師範院和鄉村幼稚師範院，院長分別為趙叔愚和陳鶴琴。以此為基礎，曉莊學校又逐漸建成中學、民眾學校、曉莊劇社和商店，等等。第二年，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改名為曉莊學校，短短的一年時間，曉莊已經成為國內著名的生活教育實驗學校。學校提出了“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誌，創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目標。在曉莊的每天寅會上，陶行知都堅持發表演講，逐步介紹“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正式形成，隨之以曉莊學校為樣本，逐漸風行中國。這是中國新教育運動從照搬西洋模式向中國本土化轉變的嶄新階段。
在陶行知的帶領下，曉莊學校的生活教育有聲有色地全麵展開。就在學校灌輸的進步思想全麵開花的時候，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等軍閥之間的矛盾激化，中華大地上戰雲密布，烽煙四起。國民政府在軍事上與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鬥爭的同時，也不忘記在教育上嚴厲打擊一切支持或傾向於對手的勢力。陶行知支持曉莊學校的共產黨員參加全市學生反帝愛國遊行，並受到馮玉祥的禮遇厚待，遭到蔣介石的嫉恨。1930年7月，在蔣介石的密令下，曉莊學校被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緝，被迫流亡日本。
曉莊學校遭到查封，生活教育實踐受到重創，卻並沒有因此終結。1931年，陶行知返回國內，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繼續宣傳他的生活教育理論。不久，由陶行知、高士其等人開展的著名的“科學下嫁”活動，把科學普及到工農大眾中去。1932年，陶行知又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這是一個以“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為宗旨的社會教育組織，招收廣大農民子弟入團。對於這個教育組織的性質，陶行知解釋說，鄉村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場，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在這裏麵包含著生產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助、自衛衛人的意義。每天上午組織學生學習文化知識，下午則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則由兒童團員請當地農民或者兒童自己到工學團創辦的茶園裏講故事。這種即知即傳的小先生製度在全國迅速普及，成為三四十年代平民教育普及大眾知識的著名方式。實際上，這種生活教育把學校、工廠和社會融為一體，就是曉莊學校時期生活教育的大眾化和普及化。
1936年，中日矛盾一觸即發，挽救國家危難成為國內教育家們必須麵對的現實社會問題。2月，旨在開展國難教育運動的國難教育社正式成立，陶行知擔任理事長，自此，陶行知倡導的生活教育延伸到國難現實社會問題層麵，這是生活教育理論密切關注生活現實，用現實生活教育學生的一個創造性成果。
從1926年到1936年，陶行知用了整整10年的時間去踐行他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已經不再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而是適應中國現實國情而創造出來的“生活即教育”。兩年之後，在桂林，“生活教育社”正式成立，憑借在生活教育上的巨大貢獻，陶行知被推選為理事長。至此，這一源自西洋、嫁接到中國土地上的教育理念，成功地在中國落地生根。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則說，“生活即教育”。師徒二人都是生活教育的倡導者，陶行知曾說他的生活教育理論是把老師的教育思想“翻了半個筋鬥”，但是，內容迥然不同。為了區別自己的生活教育與老師的不同，陶行知甚至專門聲明：杜威先生的生活教育是假的，自己的生活教育是真的。
杜威生活在資本主義全麵崛起的時代，赤裸裸的商品物欲觀念充斥社會，他的生活教育誕生於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不可能褪去資本主義商品物欲文化的胎記，他所說的生活教育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經驗主義，學生所學的不過是生活本身，即要做什麼就學什麼，完全為了具體的生活的實用，這樣的教育模式固然可以讓學生貼近生活，但是也造成了學生的過於短視和功利。
陶行知早年一度信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先知後行”學說，甚至改名“陶知行”，這個時期他的教育哲學與杜威的生活教育哲學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正是陶行知早期如此尊崇杜威生活教育的重要原因。後來他逐漸認識到“先知後行”是唯心學說，於是，又把名字改為陶行知，寓意“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這種轉變導致其從杜威的生活教育中“翻了半個筋鬥”，由此突破了杜威過於狹隘的物質生活的理解，把教育與人類最廣闊的社會生活血脈相連。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指的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須”的教育。一言以蔽之，教育必須以生活為中心，是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教育。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可以用陶行知的三句話來概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在陶行知看來，生活和教育的關係是生活決定了教育，有了生活就必然需要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就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那麼，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
1929年，陶行知宣稱曉莊的生活教育分為六個目標：衛生健康的生活、勞動的生活、科學的生活、藝術的生活、改造社會的生活、有計劃的生活，引導學生參加進步的生活活動，這六個方麵幾乎包括一個學生在當時生活的全部內容，學生通過這些生活學習，最終解放天性、恢複人的真性情，“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類的”。
在曉莊學校，一切教育都以現實生活為中心，學校的大禮堂取名為“犁宮”，圖書館則掛著一塊“書呆子莫來館”的匾額。學校沒有係統的理論課程，學生不僅要自己掃地、抹桌、做飯、洗碗，還要親自下田耕地，親自上山砍樹造房。而陶行知親自為學校創作校歌《鋤頭歌》，歌詞“手把鋤頭鋤野草，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也道出了曉莊學校致力於生活教育的教育宗旨。多年以後，現代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在《憶陶行知》一文中開頭如此寫道：
我正在執筆寫稿時，某電台正在播某小姐唱的《鋤頭歌》：電台中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南京曉莊師範的校歌。“手把鋤頭鋤野草，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的歌詞，出於曉莊師範校長陶行知兄之手，根本不是什麼民歌，那位小姐唱的那麼肉麻，陶兄地下有知，一定會歎息不已吧！
特別重要的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強調了教育隨著生活的發展而不斷向前滾動。1934年，陶行知宣傳普及教育的演講中，批判當時的教育製度是一種短視而短命的教育，號召實行整個壽命的教育，即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教到老。抗戰時期，他宣傳，戰時生活就是戰時教育。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獨裁統治，陶行知又號召在爭取民主的生活中學習爭取民主。最初，陶行知倡導生活教育之時，一度強調個人生活經驗與教育的關係，甚至喝幾碗豆漿、洗幾次澡都要專門列入教育計劃，讓學生對照執行，這時候的生活教育還是仿效杜威的個人經驗主義的理論。而經過多年的探索，陶行知終於把生活教育的方向從孤立的、靜止的個人經驗轉移到普遍的、動態的現實生活上去，還原了教育源自現實生活的本真，這種強調教育與生活的“與時俱進”思想，顯然是對杜威生活教育理論的超越。
“社會即學校”是對杜威的“學校即社會”的改造。杜威的“學校即社會”看起來是學生在學校中受到大社會的訓練，但是本質上仍然是一種鳥籠模式的教育，因為被引進學校裏的社會教育不過是整個社會的一個觸角而已，如同從廣闊的森林中折斷幾根樹枝放入鳥籠，讓鳥兒學習進入森林生活的技能一樣，鳥兒依然沒有真正享受到廣闊森林的自由。那麼，讓學生獲得真正的社會知識，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學校裏的社會，而應該投身於整個社會中，從廣闊的社會上學習知識才是真正的社會學校。他曾豪邁地把社會比作一個大學堂：青天是圓頂，大地是地板。太陽月亮是讀書燈，二十八宿是圍牆。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簡言之，“社會是大眾唯一的學校”。如此氣魄，大有其先祖陶淵明身上的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