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1897—1969），字誌希，浙江紹興人，出生於江西南昌的一個書香門第。幼年時代的羅家倫接受私塾教育，打下了堅厚的國學功底，後入複旦公學讀書之時，同學戲稱他為“孔夫子”，可見其私塾教育時期接受知識之深厚。
1917年，正值蔡元培先生接手北京大學，羅家倫考入了北京大學，深受蔡元培倡導的自由兼容大學精神的影響。後來的羅家倫對這段北大學習生活一直念念不忘，他常常回憶其間的自由開放生活，提及當時自己經常到國文教員休息室和圖書館主任室聚會，與錢玄同、李大釗等老師相互辯論，幾乎每天下午三點鍾之後，這兩個地方都自動聚集了大批學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此前，羅家倫和傅斯年等人已經是北大公認的學生領袖，此時此刻，他們自然成為北京高校領導此次運動的學生領袖。5月4日上午，準備參加遊行的北京各高校代表聚集北京大學，商討起草一份學生宣言，羅家倫被各校代表公推為學生宣言撰寫人。由於馬上就要出發遊行，羅家倫已經沒有時間去房間仔細思考，於是，他就站在桌邊一蹴而就，寫出了著名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全文雖然隻有短短的180字，但是文筆流暢，氣勢磅礴，是五四當天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唯一的一份印刷版宣言，其最後幾句已經成為五四運動中學生傳誦的經典：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此後，羅家倫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在國內第一次提出了“五四運動”的概念，這也是“五四運動”之名的由來，而羅家倫本人憑借在運動中積極的精神，成為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的最重要領袖之一，與傅斯年、康白情、周炳琳等人，被公認為當時的“五四”健將。1939年，毛澤東對采訪他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談起北京大學時期羅家倫的風光無限：
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1920年，年少成名的羅家倫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憑借企業家穆藕初捐贈給北大的獎學金資助，直接奔赴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當時與他共同出國的有五位，由於這五個人在北京大學表現優異，這次出國留學也備受關注，當時的一家報紙將他們此次出國比喻為“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國人對其的厚望可見一斑。
羅家倫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隨後，他又到哥倫比亞大學聽課。美國兩所著名大學的學習經曆，開闊了羅家倫的知識視野。尤其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跟隨著名教育家杜威學習，成為當時國內教育界擁有極大影響力的杜門弟子之一。1924年，羅家倫前往歐洲著名的柏林大學曆史研究所攻讀碩士，一年後，又奔赴法國巴黎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習。短短的五年時間，羅家倫先後在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四國的五所著名大學學習訪問，其遊曆之豐富，知識之淵博，在當時學界同輩中屬於佼佼者。
1926年，羅家倫回國後積極參與了北伐戰爭，並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背景是他生涯中極其重要的事件。因為就在一年之後，他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而當時被推薦的清華大學校長人選多達30餘人，其中包括清華大學最著名的國學大師之一趙元任，而最終羅家倫獲勝。這當然引起了當時很多的質疑和猜測，認為羅家倫是依靠國民黨黨員的政治資曆才獲得校長之職位的。
古人所謂天意弄人，也許最適合用在此後的羅家倫身上：他擁有滿腹才華，在大學管理上實現了革故鼎新，成為大學靈魂的塑造者，但是，在他入黨之後，正值國民黨黨化教育全麵推進的時期，政治幹涉大學教育引起國內大學教師們的普遍反感和憤慨，有黨員身份的羅家倫便成了眾矢之的。身為國民黨黨員，他必須履行蔣介石親自委派給他的黨化教育的重任；身為開明的知識分子，他又不願意放棄教育獨立自由思想。政治耶？學術耶？羅家倫處於兩難的境地。無論選擇哪一方，都會遭到另一方嚴厲的打擊和批評，而他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的特殊身份，無疑把他進一步置於炭火之上。
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改名為清華大學，就在此一年以前，羅家倫接受了國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取代此前的校長梅貽琦，當時的羅家倫年僅31歲。從此，清華大學進入了所謂的羅家倫時代。
眾所周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創的“教授治校”，首開民國時代國內大學尊重教育獨立地位之先河。這一管理模式經過蔡元培之後曆任校長的繼承、探索，以及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等其他大學的借鑒、轉化，雖然在具體的管理模式上並不相同，但是，作為一種成熟的民主管理體製、一種時代潮流，已經得到教育界普遍的認可。
1926年，清華大學也被裹挾進了“教授治校”的潮流，頒布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依據此大綱，學校成立了教授會、評議會等教授群體組織，並且賦予了教授會和評議會等具體的權力。評議會享有製定全校教育方針、校內規則，決議各學係、機關設立廢止，學位授予，教職工聘任等大權；教授會則有權力決定選舉評議員、教務長，審定課程等權力。至此，清華大學開始了以評議會、教授會為製度基礎的教授治校的管理體製。
1927年，蔣介石在全國加強了黨化教育推行的力度，頒布了《大學組織法》等教育法令，加強了政府對大學行政方麵的幹涉和控製，試圖全麵掌控國內高校的行政領導，鎮壓高校的進步思想，穩固國民政府統治。
羅家倫接手清華大學，正值國民政府黨化教育向全國大學滲透之時，清華大學也屬於黨化教育重點滲透的對象。而此時“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已經深入人心，順應前者必將激起清華大學教授們的普遍反對，而拒絕黨化教育國民政府那邊又無法交代。為此，羅家倫采取了鐵腕治理學校的政策。
羅家倫對清華大學的教師隊伍進行了重新洗牌，原有的教授隻續聘了極少一部分，加大了從校外引進著名學者的力度。此前國內大學校內教師派係鬥爭激烈，畢業於同一大學的教師往往拉幫結派，動輒以集體辭職向校方領導施壓，再加上文人相輕的傳統，知識分子之間相互貶低謾罵，此風已經成為高校管理中的一大通病。在羅家倫外聘的教師中，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僅占三分之一，大批來自國內其他著名大學的老師被聘請來清華任教，此舉不僅大大改變了清華大學部分教師依仗畢業母校而以老資格自居的痼疾，而且杜絕了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為清華大學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但是，羅家倫引進北大時期的同學馮友蘭、楊振聲，卻引起了當時部分知識分子的猛烈攻擊，攻擊者批評羅家倫重用“自己人”排擠學校裏的清華幫，從而在教師中培植個人勢力。其中，尤其以羅家倫帶來了所謂的“四巨頭”教授，分別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秘書長、院長等重要職位的攻擊為甚，甚至有人造謠說羅家倫試圖用北大並吞清華。然而，羅家倫自執一詞，他本人宣稱自己從未在聘任教師中夾雜個人情感親疏遠近，不會用教師地位做交易，甚至他從來不知道有所謂的學校派別。
羅家倫北大時期的同學、在當時被攻擊為羅家倫帶到清華的所謂“四巨頭”之一的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後來回憶這段紛爭時說，羅家倫來清華主持工作的時候，並沒有像社會上說的帶了四個自己人，而是隻帶了一個秘書，所謂的“四巨頭”是羅家倫到了清華之後，從其他大學中挖來的馮友蘭、楊振聲等已經在社會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學者。至於被外界傳聞的羅家倫和清華大學教授們之間關係惡劣關係亦並非實情，因為羅家倫當校長之前，清華歸外交部不懂得教育的官僚管理，是羅家倫讓清華脫離了外交部舊官僚的桎梏，這才有了國立清華大學的誕生。而羅家倫的這個主張，當時也得到了清華教授會的支持。
吳宓是當時清華大學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吳宓曾經與羅家倫關於白話文問題有過激烈的交鋒。羅家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之後，據說吳宓心中不安，專門托趙元任先生打聽消息。羅家倫聽說此事之後說：我們當年爭的是文言文和白話文，現在他教的是英國文學，這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的能教中國古典文學，我就請他來任教，我不是那樣褊狹的人。關於此事，雖然至今流傳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但學界公認，在羅家倫主持清華大學的兩年時間裏，吳宓確實沒有受到羅家倫的任何刁難。而當時國內最負盛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羅家倫在清華大學時期的成就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羅家倫讓清華大學正式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這個評價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
1930年5月，羅家倫離開清華大學南下武漢。不過他的離開頗具黑色幽默──他是在一片驅逐聲中狼狽地離開了清華的。羅家倫遭到驅逐的原因眾說紛紜，但據說主要是因為他主持清華大學期間的鐵腕手段。
當時的清華大學因為學費的高昂被公認為貴族大學，為此，學生代表與羅家倫交涉，提出“全體免除學費”，羅家倫雖然將每年40元的學費減半，卻依然與學生們的要求相差甚遠，此舉引發學生們的普遍不滿，由此樹立了學生和校方之間的對立情緒。
恰逢此時，羅家倫向清華大學灌輸軍事化管理思想，要求全校學生參加軍事訓練，曾經在北伐革命戰爭中有著上佳表現的羅家倫，此刻豪情萬丈，竟然以軍人的標準要求清華學生，實行嚴格的考勤懲罰製度。
當時清華規定，早操缺勤就要記小過一次，記小過三次以上為一次大過，三次大過就要開除。據說張岱年仰慕清華大學之名，已經被北師大錄取仍然堅持進入清華大學，不幸遇上嚴格的軍訓，苦不堪言，最終棄清華轉投北師大。此事真偽說法不一，但是本來因為學費問題已經對羅家倫心懷不滿的學生們，確實立即將怒火發泄到軍事化管理上。同時，清華教師也對軍訓非常不滿，他們認為此舉是為了迎合國民黨黨化教育中的軍事訓練，屬於典型的政客行為。如此一來，羅家倫在清華大學的人緣自然無比之糟糕。
1932年，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直至1941年辭職。這10年被普遍認為是羅家倫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他在中央大學做出的最重大貢獻是提升了中央大學與政治地位相對稱的學術地位。中央大學在他接手之前，完全是一個沒有人願意收拾的爛攤子，如果不是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苦苦相求，讓他以國家利益為重，估計羅家倫也不願意接手。然而，事實表明，他用了10年的時間，把中央大學提升到了另一個更高的層次。這要得益於他對中央大學建設目標的定位之高，以及在亂世采取了切實有效的保護措施。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後，羅家倫曾經這樣說：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由於有這樣一個宏大的目標，中央大學在羅家倫時代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從1938年開始實行全國統一招生的幾年中，當時有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誌願來填報，人數遠超當時的西南聯大。到了1941年，羅家倫辭職之時，中央大學已經發展成為國內高校中規模最大的高校。
羅家倫的貢獻在於，早在抗戰全麵爆發之前，就已經為中央大學搬遷內地做了充分的準備。在他的周密安排下，中央大學所有的設備、儀器、圖書等全部安全運抵四川，甚至連航空工程係用來教學的三架飛機，醫學院用來解剖的24具屍體，都被完好無損地搬運到四川，為中央大學在內地繼續開學提供了寶貴的設備資料基礎。而這一點正是當時從淪陷區遷入內地的大學所無法具備的。雖然此舉讓羅家倫遭受許多人的嘲諷，時人稱其為逃兵，說日本人還沒來他就已經嚇得把中央大學全部家當運送到四川，但是，這一舉動無疑保全了戰亂時代的中央大學，成為其戰後重建的基礎。
然而，羅家倫的宏大教育理想與國民黨黨員身份不可調和，注定了他遲早要落入政治和學術兩難選擇的陷阱，乃至蔣介石本人親自問了教育部長王世傑：為什麼羅家倫任大學校長總是招致如此多的反對和詆毀？王世傑回答說：因為羅家倫不肯拿大學教師的位子做人情。果然，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因為自己的做事風格而招致許多人的反對，雖然沒有像主持清華大學時一樣落到與全校學生樹敵的程度，但是，也不得不從如日中天的中央大學校長之位上辭職。此後，他曆任中央大員考察邊疆黨務工作，出任民國駐印度大使等職位，最終於1969年，走完了自從五四之後飽受是非爭議的一生。
羅家倫本人曾這樣說：“凡是一件曆史的事跡，時代隔得愈遠，其意義和影響，愈看得清楚。”這句話也許可以讓我們看出總是身處爭議漩渦之中的羅家倫的無奈和困惑。如今，距離羅家倫主持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已經相隔很遠，關於他的是是非非，今人應該看清楚的是，不能因為他的身份而將其貼上政治的標簽，從而完全否定這個人在教育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