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防止進步學生對黨化教育的反抗，在黨化教育全麵深入的1929年，國民政府針對進步學生的“整飭學風”也漸入高潮。1929年，國民政府發布《整飭學風令》，為黨化教育保駕護航。第二年，蔣介石親自發表了《告誡全國學生書》，鼓吹三民主義教育的同時，不忘記威嚇學生遵紀守法，不得煽動學潮。這種嚴厲的威嚇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隨著國內進步學生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憤怒、批評和反抗，而發揮了切實的牽製作用，嚴重打擊了進步愛國學生號召抗日的情緒，維護了國民政府渴望的國內穩定的局麵。
在思想道德領域強化封建道德教育，是國民政府黨化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內容。1929年之後，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主題的封建道德沉渣泛起，被確定為全體國民遵守的國民道德。1931年，教育部下令要求全國所有學校一律懸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額，並且規定所有匾額全部藍地白字，以此啟迪國民效忠國家和政黨領導。不久，教育部又提出了遵從“禮義廉恥”之說，至此，以“禮義廉恥”為四維，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八德，構成國民政府思想道德黨化教育的“四維八德”，通令全國學校將“四維八德”製作成匾額懸掛，以此匡正人心，挽救頹廢學風。
所謂的四維，本出自《管子》中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句，蔣介石試圖以封建道德維係國民對政黨的絕對服從，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此後，蔣介石在一次次的國內學校教員訓話中，不厭其煩地強調恢複“四維八德”就是發揚民族固有的最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以為一切科學之基礎。在“四維八德”之中，蔣介石特別推崇作為四維的“禮義廉恥”，他所闡述的理由一語道破了黨化教育的天機：一個人隻有知道了禮義廉恥才能讓他知道守紀律、負責任、犧牲自由。此後各級學校，無論大中學校，絕對不許自由，他們應該把他們的自由，全部貢獻給國家，所以他們對於國家要遵守法律，對於社會要守秩序。
推行“四維八德”當然離不開尊孔讀經。自1914年袁世凱政府為了複辟大肆推行尊孔讀經而遭到可恥的失敗之後，民眾共和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不料，時隔10年之後，教育界尊孔讀經的逆流再次湧起，隻不過這次搬出孔子的目的不是為了複辟，而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專製，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發生。
1928年11月，教育部要求全國所有學校在孔子誕辰之日停課兩個小時，以示紀念。到了1934年，國民政府直接規定每年的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為孔子誕辰紀念日，這一天全國學校放假一天，並且要懸掛國旗慶祝紀念。同時，積極鼓吹中小學開設經訓課程。當時在全國黨化教育運動中擁有良好基礎的廣東省，又一次走在了前列，省內中小學全部增開了經訓課程，中學每周5小時，以《四書》為讀本；小學每周90分鍾，以《孝經新詁》和《經訓讀本》為課本。在廣東的帶動下，湖南、河北等省的中小學也紛紛展開聲勢浩大的讀經教育。無論是國民政府實際控製區，還是地方軍閥割據地區，都借著尊孔讀經活動打壓共產主義思想，封建意識形態在教育領域開始複辟。
在封建思想作祟下，國內漸趨開放的學風又一次出現“開倒車”的問題，特別在鄉村城鎮學校，厚重的封建禮教道德思想尚未解凍，尊孔讀經的逆流再一次加固了民眾心中的舊觀念。例如，當時國民政府在鄉村地區大力推進黨化教育，開設了許多民眾學校，在許多學校裏，異性同學之間根本無法實現同班同坐，即使是年幼的兒童在開班之時，男孩和女孩也不願意坐在一條凳子上；放學排隊的時候，男女同學要分開排成兩行；至於在攝影的時候，男生和女生是堅決不同意照在一張相片裏的。當時教育界有人批評報道說，在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之時，攝影師要求成人婦女兩班的畢業生合影，費了很多的口舌，才算勉強照成。三民主義教育對民眾思想道德教育之失敗可見一斑。
國民政府推行三民主義教育的理論依據是美國杜威的“生活教育說”。但是，在具體落實過程中，由於三民主義教育從一開始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所以，所謂的三民主義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踐行杜威博士的“生活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驟然升溫。此時，被寄予厚望培養民族精神複興的黨化教育，並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國內教育界對黨化教育的質疑和批評再次凸顯，這讓國民政府此前極力鼓吹的三民主義教育陷入空前尷尬的境地。
這一突發變故迫使三民主義教育不得不另尋途徑重建民族複興之宗旨。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認為，三民主義教育在民族複興教育宗旨上效果不顯的主要原因在於社會上的普通人不了解民族曆史精神，而“新生活運動”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同時，“新生活運動”必須立足於教育，使青年學生能夠養成新生活的習慣。甚至蔣介石也公開宣稱：國家和民族的複興，完全在於普通國民具備高尚的知識道德，如果要提高普通國民的知識道德，就必須從衣食住行這四項基本生活入手，使民眾能夠合乎禮義廉恥，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靠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至此，國民政府開始轉變聲音，在全國教育領域推行“新生活運動”，於是，三民主義教育又回到最初的“生活教育”的原點上去，時稱“新生活運動”。
1929年4月，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所長的崔載陽教授主持了“小學生活化課程大綱的草擬”研究，提出了小學課程三民主義化的見解和具體路徑，宣稱借鑒杜威的“生活教育說”，實現中國小學教育的“三民主義的生活化”和“生活的三民主義化”，以此造就“三民主義的國民”。
無論崔載陽對三民主義教育的實現必須走向生活化的理解，是否真的符合三民主義教育的本質，有一點是值得我們肯定的，就是身處黨化教育旋渦之中的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努力把三民主義教育引入關注民眾日常生活中去，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這正如崔載陽後來反思三民主義教育成敗時所說的，“摹仿的教育製度，既是從文化不同的民族移植得來，縱有些粗淺成就，也難免深創重傷。於是我們不得不深自省悟，最後返而采取那充滿著固有的協進精神的三民主義為教育之最高根據”。不過，這樣的實驗因為三民主義教育的黨化實質而隻能流於形式。
當時擺在三民主義教育麵前的最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國內民眾基礎文化知識的嚴重匱乏，文盲比例奇高。1929年，國民黨《識字運動宣傳綱要》估計：我國不識字的人數占總人口的80%，有3億多人。當時城市居民約有8000萬人，已受教育者占40%，未受教育不識字者占60%。鄉村人口占80%，不識字者約占鄉村人口總數的90%。另據當時教育部對中國文盲的估計：全國人口數為4.5億，識字者占20%，共9000萬人；不識字者占80%，共3.6億人。
與之相比，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期的文盲比例極低。俞慶棠，民國時期國內著名的社會教育家，因為長期在平民教育上的努力和貢獻，在當時被譽為“民眾教育的保姆”。她曾經親眼目睹、親耳聆聽了西方資本主義教育掃除文盲的巨大成就。1933年，她奔赴丹麥等歐洲七個國家考察成人補習教育。在1923年以前，丹麥的文盲率是世界最低的，隻有0.1%。俞慶棠在與丹麥教育部人員交談過程中，婉轉地問對方：貴國文盲比例，恐怕很小很小了吧？對方的回答令俞慶棠感慨萬千：在三年以前，我們全國發現了一個15歲的青年，還沒有讀寫的能力，我們覺得是很大的遺憾。後來調查清楚，這個青年的神經係是不健全的，那也不列於文盲數了，所以我們並沒有文盲。
三民主義教育生活化首先需要在國內開展平民識字教育，掃除文盲。為此，1929年，國民政府在黨化教育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關鍵時刻，特別強調了識字教育是“各項訓政建設之基本設施”，其建設好壞將直接影響到“建國大計，及三民主義之完成”，號召全國教育部門當加以非常之重視。隨後，國民政府頒布了《識字運動宣傳計劃大綱》，要求全國各地教育機構和部門加強對民眾識字能力的宣傳和教育。如此大規模的民眾教育運動，從表麵上看，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標榜的民族複興，但其背後顯然是黨化教育深入平民中間的一個重要結果。
“九一八”事變之後，這種掃除文盲的平民教育活動越發顯得重要。當時日本的文盲率極低，早在1925年，日本的文盲率就僅為0.9%，而當時中華民國的文盲率高達80%以上。平民文化程度上的天壤差距，迫使國內必須重視平民教育活動的開展。當時人感歎國際形勢如此危機，而欲以大多數不識不知之民族，與世界列強爭生存，考察優勝劣敗之公案，豈能有絲毫勝算之希望？這種以民眾文化普及水平高低衡量戰爭勝負的觀點，固然過於狹窄，但是，在與日本爭取生存的戰爭中，平民教育水平低下無疑是當時中國教育麵臨的最大問題。正是這種嚴峻的教育現狀，促使大量平民教育家走到人民中間，開展識字教育運動，晏陽初就是最著名的一個。他曾準確地指出，中國文盲之所以如此嚴重，除了漢字難學這一客觀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主觀原因在於曆代統治者采取的愚民政策──即為了鞏固和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權，而不去開發民智，總是采取各種各樣的愚民政策維護自身利益。
如今，三民主義教育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就應該承擔起開啟民智的責任。推廣平民教育運動可以被看作三民主義教育試圖解決國內高文盲率問題的一個積極行動，但是，1929年之後的三民主義教育並非致力於“民族、民權、民生”的孫中山三民主義，而是維護國民黨一黨專製的意識形態的強化，所以，這樣的教育既無法真正切入人民的現實生活，也不可能起到良好的作用。雖然有足夠的數據顯示，1927—1937年的國內文盲率總的來說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但是，這種下降幅度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如杜威博士所希望的那樣，是教育真正生活化之後產生的成果。這可以從當時民眾對民國政府強製推行的平民識字教育運動的抵觸和反感中得到證明。
一日，警察到某家催促一位30多歲的婦女入學，這婦女就說：“我年紀這樣大了，你們倒拚命地促我讀書，我的兒子，初級小學畢業了，要進高級，因為手頭少了幾個錢，學校就不讓他進去！唉！小孩要讀書沒有書讀，我們是沒有用的人了，反要催迫吾們來讀書。”警察不同這婦女理論，隻是狠命地催促她進民眾學校，結果她還是不去。此事被報告到教育局，局長特批這位婦女的小孩免費入學，那位婦女才答應進入民眾學校念書。
類似這種的大棒加胡蘿卜政策，成為當時國民政府推行三民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實施三民主義教育，企圖全麵加強對國民的控製，並沒有獲得理想中的結果。三民主義教育中的黨化教育本質成為一大障礙。此前民國的教育之所以能夠獲得明顯的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批思想進步的教育家們尊重教育的自身規律和獨立品格，雖然多有效仿照搬西方教育模式而略顯僵化生硬，但是終究能夠順應教育規律，尊重教育的獨立品質。如今，教育遭到政治的粗暴幹涉，其發展前途的暗淡可想而知。也因為這個原因，國民政府內部主張西方民主自由的教育家們，對三民主義教育也感到不滿。
退一步說，拋開黨化教育的專製不談，即使三民主義教育綱領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烏托邦主義的不切現實的弊病。例如，三民主義教育宗旨中宣稱要促進世界大同，這不禁令人想起中國數千年來許多幻想主義者對理想社會的一廂情願。民國時期著名的作家林語堂先生曾經對中國人渴望的世界大同有過一段絕妙的嘲諷。他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裏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師，有個日本太太，有個法國情婦。林語堂對世界大同的比喻，無意中指出了三民主義教育的死穴：失去獨立品質的教育，無論擁有如何美麗的政治話語，都不可能獲得成功。
1951年，敗退到台灣的蔣介石在總結大陸失敗原因之時，認為是教育的失敗造成了政治的失利，他特別提到教育沒有樹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其失敗的最主要原因。直至此時，他依然沒有意識到，不是三民主義教育沒有實現而導致其敗走台灣，而是即使踐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教育，也不可能挽回其大廈將傾的頹勢。
民國教育人物
羅家倫：徘徊在學術獨立與政治涉入之間
關於羅家倫，總有太多的話題，太多的非議。
反對者說他是“反動政客”、“禦用文人”、“幫凶”，其在清華大學任職校長期間，大力推行反動的黨化教育，獨斷專權，領導作風甚是令師生們反感。特別是民主鬥士聞一多先生對羅家倫的“靠五四運動起家”而“最後墮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評價，幾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而擁護者則說他在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革故鼎新，反抗強權政治，塑造了大學的靈魂。民國黨化教育時代的羅家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