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北京女師大女生們留給當時中國民眾最深刻的記憶。
相比之下，金陵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不得不受到經費不足的掣肘。吳貽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四處奔走，尋求各大教會的經濟資助，教會資助、社會捐助成為維持學校生存的關鍵。經濟狀況的窘困嚴重製約了金陵女子大學的發展，這就決定了金陵女子大學在辦學上沒有采取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那種大規模培養的教育模式，而是堅持走卓爾不群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招生上寧缺毋濫，以質量為第一。1933年，當時報考金陵女子大學的考生有219人，經過考試錄取了其中的68人；第二年，報考金陵女子大學的人數為226人，最終錄取了79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還有三名美國學生。
同時，金陵女子大學的教會學校性質，為學校注入了肅穆神聖的濃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第一任校長德本康夫人本身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從蒙特霍利女子大學畢業後，就加入了基督教海外傳教的活動中。為了宣揚她的基督教信仰，德本康夫人親自選定源自聖經的“厚生”作為學校的校訓。在聖經中，“厚生”之意是“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學校以此為校訓，寄寓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富。德本康夫人在領導金陵女子大學期間，一直致力於培養將來能夠宣傳基督教教義的女子教育人才。教會時期的金陵女子大學任教老師大多為美國第一代女大學生，她們在任教期間把美國的精英教育理念灌輸給了中國女生。
作為中西權力交接之後的第一任校長吳貽芳，是德本康夫人主持工作時期金陵女子大學的第一屆學生，其畢業後在美國留學，再次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吳貽芳上任之時，正是民國非基督教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基督教文化在高校中受到嚴重衝擊。金陵女子大學響應這種號召，取消了宗教係，此前作為必修課的宗教課程全部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學校以培養為社會服務的婦女界領袖為目的，服務中國，服務社會。
1928年11月，吳貽芳正式任職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她在就職演講中宣稱：
金女大開辦的目的是應光複後時勢的需要，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現在辦學，就是培養人才，從事中國的各種工作。
吳貽芳致力於培養金陵女子大學學生成為婦女界領袖，以此服務中國的精英教育模式，被證實是成功的。這可以從學校畢業生從事的工作上得到驗證。該校本科生畢業以後，從事教育工作的約占34.4%，繼續深造的約占27.1%，從事社會服務的約占12.7%，從事醫生、公務員、宗教工作的比例大約為1.9%。
吳貽芳時代的金陵女子大學，在教師的聘請上更多地選擇國內的教師。經過這些措施，學校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明顯較之德本康夫人時期有所弱化，但由於此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太深，短時間內根本無法消除。例如，學校的英語課程不僅作為重要教學內容，還作為一種普遍的教學手段，甚至許多中文課程也用英語來教學。另外，在治學管理上具有明顯的基督教色彩的博愛情感關懷。當時在金陵女子大學，每天上午和下午的課間都要供應一頓營養餐，每天上午10點鍾左右，金陵女子大學的女生們就可以喝上一碗營養湯，所謂的營養湯就是一杯牛奶，下午還會再添上一個雞蛋。金陵女子大學在學生學習上也保留了濃厚的基督教博愛關懷色彩。早在德本康夫人擔任校長時，學校就創立了導師製度。吳貽芳接任之後，不僅保留了這種製度，並又加以完善。其具體做法是每個學生可以找一位教師擔任導師，每個導師指導八九名學生，師生之間用小組活動的方式幫助學生解決生活和學習上的各種困難。為了讓導師製不流於形式，金陵女子大學規定了導師製度中教師應該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責任，包括導師必須召集學生舉行座談會，導師必須熟悉學生所學的所有課程，導師應該與學生家長保持聯係和溝通，甚至規定導師必須了解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疾病診治等等，以此讓學生得到家庭式的溫暖，培養“家庭精神”。
女子大學誕生於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之下，衝破陳舊的性別歧視教育觀念，成為所有女子大學不得不背負的現實難題。金陵女子大學在灌輸女子的自覺獨立意識上特別突出。這既是吳貽芳在當時社會環境下不得不麵對的現實難題，更是基督教文化中重視人的自覺意識的表現。
學校規定每天早晨6點起床，但是並不敲鍾搖鈴，讓學生自覺養成準時起床的習慣，學生很少出現睡過頭而遲到的現象。學校周日沒有課程的時候，學生可以外出，但是並不需要向老師請假，學校的大門口掛著一個簽名簿，外出學生自行登記外出的時間和姓名，等回校之後，再簽名證明返校。金陵女子大學的考試也滲透了自覺啟蒙的精神。按照學校的規定，所有考試都沒有老師監考，老師把試卷分發完畢之後，自行離去，完全依靠學生自覺，竟然沒有學生因此作弊。
金陵女子大學培養出了高度的自覺意識，但是，在政治民主運動上一直缺乏足夠的熱情，始終保持著一種靜穆的色彩。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金陵女子大學的女生們雖然走上了街頭，加入了遊行示威的隊伍，但是，很快又回到了教室裏。這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生們長時間地走出校門奔走宣傳截然不同。1928年5月，南京高校爆發學潮，麵對金陵大學男生號召一起遊行的邀請，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卻沒有答應，她們依然靜靜地留在教室裏讀書學習。課後，她們紛紛走到社會上，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為市民服務。她們用這種安靜的務實的方式表達對國家的愛，這也與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遊行張揚截然不同。
在對待個人愛情婚姻問題上，金陵女子大學表現出極其內斂的婚姻觀。1928年，《婦女雜誌》的調查顯示，在該校1919—1917年的105名畢業生中，結婚成家的僅僅17人，占16%。1919年第一屆畢業的5名學生，有兩位醫學博士、兩位大學管理人員，一位傳教工作者。她們當中隻有徐亦蓁一人後來成婚。而且，徐亦蓁本人對自己選擇婚姻感到遺憾。她如此感歎：
我願獨身。在我這一個時代，這是現代婦女的一種普遍的態度。我們稱之為有目的的獨身。它產生於我們這個壓迫婦女的傳統製度。妻子被認為是內人，永遠也不許在外麵工作。我不關心婚姻，也不關心家庭，隻喜歡學校和教書，這是我整個的生活，如果沒有來自於父母的壓力和命令，我永遠也不會結婚——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使我得到滿足。
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對婚姻的冷淡，一度讓學校教育處於風口浪尖之上。與金陵女子大學同門的金陵大學男生更是對此深惡痛絕，他們酸酸地批評金陵女子大學如此教育下去，女子教育縱然能夠日益發達，但同時老處女的數目也日漸增加，結果變成一畸形社會。1928年的《金陵周刊》發表了一篇《女學生變成老姑娘的原因》一文，文章帶著嘲諷的口吻，攻擊金陵女子大學女生不願意結婚是因為學生畢業之時已經25歲有餘，“以這樣花老月殘的過時貨，欲令人垂涎，實在難能而不可多得了”。
麵對鋪天蓋地的批評，第一任校長德本康夫人回擊說，這並非是金陵女子大學學生的過錯，而是自覺高人一等的男士麵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的自卑，女生們不願意結婚是因為對文化知識的興趣比婚姻本身更具有吸引力。校長吳貽芳本人雖然終身未嫁，但是她一直包容女生戀愛，甚至為了方便女生會見異性朋友，而將學校的100號樓專門隔成一個個沒有門的格子，讓朋友見麵成為一種私密性的活動。無奈，深受宗教文化和精英教育雙重熏陶的金陵女子們，對知識學習的興趣更甚於婚姻。金陵大學社會學係曾對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興趣進行心理測試，結果顯示該校女生興趣最主要的是宗教和社會。
北京師範高等學校和金陵女子大學的女生們分別用政治熱情和獨立精神，為當時的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樹立了兩麵特色鮮明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