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李大釗受聘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為女生講授《社會學》、《倫理學》、《女權運動史》等課程。在這些課上，李大釗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講述蘇俄十月革命，介紹西方女權主義運動，鼓勵女性政治解放和思想自由。李大釗的紅色革命教育思想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女生，她們後來能夠積極地投身於政治革命活動，與李大釗其間的革命教育是分不開的。
1919年，年輕的胡適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授中國哲學史，這也是他在北京大學講授的課程。由於胡適在1918年就已經受邀來該校發表了著名的《美國的婦人》的演講，在學校引起巨大轟動，而他在北京大學獨特的講授哲學史的方式更是使其名聲大噪，再加上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影響力，一時間成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最受關注的教師。著名女作家蘇雪林在她的自傳裏回憶當時胡適來學校上課的情景：每逢胡適來學校上課，其他班級的同學也紛紛來旁聽，甚至女校的學監、舍監及其他女職員都端著凳子坐在教室後麵。因為來的人太多，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就把毗連圖書室的窗格打開，黑壓壓的一堂人，大家都屏氣靜音，聆聽胡適滔滔不絕的演講。學生都感覺聽胡先生講話，不但是心靈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尤其令人讚歎的是，當時名聲如日中天的胡適在女師大的任教，並未因為教育對象是女生而輕視。身兼北大和女師大兩個學校中國哲學史課程的胡適，由於不堪來訪者太多的攪擾，不得不在書房掛上“來訪者不得超過五分鍾”的告示。但是，在女師大任教期間，但凡女生登門向他求教，他都主動打破“來訪者不得超過五分鍾”的規定，盡可能給女生更多的答疑時間。雖然他在女師大任教屬於兼職，與女生們接觸時間極少，但事隔35年之後，他居然能準確無誤地叫出許多女生的姓名，足以看出胡適對女生上課之用心，這也讓女師大學生受益良多。
魯迅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時間稍晚。1923年，魯迅開始擔任該校國文係教員，講授中國小說史略課程，直至1926年。這段教育生活是魯迅教育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正是在這所學校裏，魯迅發表了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由於當時前來聽其演講的人太多，許多聽眾一直站在走廊外麵聽講。演講結束後，學生公演了《娜拉》，連續三天，場場爆滿。
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任教，極大地刺激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女子們的解放思想。大張旗鼓地追求女性解放自由，毫不掩飾地張揚民主政治觀念，成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的一個基本特色。1919年，五四運動過程中，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生表現出極大的政治熱情，她們和北京高校的男生一起遊行請願、宣傳演講。就在五四運動爆發的當晚，為了阻止女師大學生上街遊行，學校鎖上了大門，試圖把女生們強行控製在學校內，結果，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生們硬是砸開了學校的大門，衝破學校的阻止，跑到北洋軍閥政府要求和當天被捕的男生一起入獄。她們對政治民主的熱情和魄力，絲毫不遜於男生。
1924年，自稱家鄉無錫是中國模範城的楊蔭榆女士正式擔任學校校長。楊蔭榆擔任校長期間，對學生的政治民主運動采取高壓政策，為此引發全校女生的強烈反抗，最終爆發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
楊蔭榆，江蘇無錫人，女教育家，楊絳的三姑母。這是一位民國曆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曾經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陶行知等人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按理說，她主持校長工作期間，應該具有當時留美學生通常具備的開明包容的教育素養。不料，她擔任校長以後，絲毫沒有留美學生包容民主的風範，被魯迅批評為一副封建中國管家婆的姿態，完全把女校的學生當做一群童養媳對待。如此封建保守的治校舉措，深得北洋軍閥政府的歡心，而楊蔭榆也依仗軍閥政府的勢力有恃無恐地蠻橫治校，乃至後人稱之為“寡婦主義”教育──試圖把學生教育得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冰霜，一臉的寡婦相，女生與校方關係十分緊張。
1924年11月，女生與校長的矛盾終於爆發。當時楊蔭榆蠻橫地勒令國文係三名女生退學，學生自治會與校方交涉未果，反而遭到楊蔭榆的一番辱罵，遂激起全校師生公憤。學生自治會首先發難，她們宣稱不承認楊蔭榆為女校校長，並且發表了《驅楊宣言》，當時學生嘲諷為“驅羊運動”。此舉得到學校部分開明教師的支持，魯迅在當時堅決地站在學生身後，支持女生們的正義行動。
麵對女師大風潮，教育總長章士釗采取了縱容楊蔭榆的態度，大張旗鼓地宣稱要對女師大學風進行“整頓”。以陳源為首的一小撮禦用文人配合教育部和楊蔭榆，大肆攻擊汙蔑女師大學生，指責正義的女生把好端端的一個女師大變成了“臭茅廁”。數月過後，女師大風潮終於釀成流血衝突，楊蔭榆雇傭大批軍警和流氓暴力鎮壓女生，強迫女生離開學校，教育總長章士釗宣布解散女師大，由教育部派專員接管。此舉招致全國一片指責和唾罵聲，北京、上海的各大高校紛紛出麵支持女生運動，北京大學甚至發布公告宣布與章士釗的教育部脫離一切關係。女師大的學生們並沒有向教育部妥協，部分女生堅持在校外租賃校舍，繼續上課以示抗議，學校裏許多愛國教師紛紛表示支持，他們自願無償為校外女生上課。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教育總長章士釗被迫辭職，女師大學生成功複校。十多年之後，這位處於女師大風潮旋渦中心的女教育家，在蘇州，麵對企圖奸汙女生的日軍，厲聲斥責他們的暴行，不幸死於日軍刺刀之下；又有人說她被日軍哄騙出來到橋上，遭到槍擊，又被踢下橋去，再遭到槍擊而死。其人生終點之悲壯，其民族氣節之高尚，遠不是女師大風潮時期人們所能想象的。
女師大風潮事件如同一味發酵劑，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生中，醞釀著越來越濃的政治解放和自由獨立思想。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眾數千人由李大釗主持，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此舉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血腥鎮壓，當場打死47人，200餘人受傷，釀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在這次政治運動中，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等人，帶領女生們參加了遊行示威，麵對軍警的刺刀毫不猶豫地勇敢前行，最終慘遭屠殺，成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建校以來，女子追求政治民主權利、思想自由解放的最高潮。3月25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專門為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位女生召開追悼會，緬懷女生追求正義解放的精神。慘案發生之後，魯迅懷著極其悲憤的心情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一文，正如文中所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激進的政治解放思想刺激了女校學生個性化的大膽追求，常常讓走出學校的女生們表現出濃烈的敢愛敢恨的新女性風範。這可以從畢業於該校國文係的許多女生，後來成長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第一批作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廬隱、蘇雪林、馮沅君、石評梅、陸晶清、程俊英、王世瑛、許廣平、呂雲章等著名女作家，都是從女師大走出的。當時積極參與政治解放運動的革命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共有172名登記會員，女性會員隻有四五人，其中的三位就是來自女師大國文部的學生黃英、王世瑛和史學部的隋廷玫。而這些新女性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大多與激進的政治民主運動血脈相連。例如，廬隱的作品由於對革命性社會題材的關注而被茅盾讚譽為“注目於革命性社會題材的第一人”，魯迅讚譽她為“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和傳統戰鬥”的“淦女士”。廬隱在就讀女師大期間，就表現出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特點。據後來同樣成為著名女作家的馮沅君回憶，在別人對新詩、新小說的創作還很猶豫的時候，廬隱的作品已經在報紙上發表了。
這些女性作家創作的代表作品往往帶著濃烈的自傳色彩，透過這些作品，我們能夠看到女性內心大膽熾熱的愛情追求。廬隱的《海濱故人》描寫了青年女性在傳統家庭和革命事業之間的艱難抉擇，馮沅君的《隔絕》肯定了青年學生追求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理想。她們賦予作品主人公的追求個性的情感，正是來自女師大教育中起著主導作用的政治熱情和個性解放。
從積極參與五四運動到“三一八慘案”中的勇敢無畏，再到大膽追求婚姻的新女性文學創作，20年代的女師大始終在政治運動中扮演著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的英雄角色，這就難怪後人眼中的女師大曆史儼然是一部女性的革命鬥爭史了。似乎學校中沒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似乎學校女生追求知識的熱情完全被政治激情掩蓋，校園生活的全部就是狂熱的政治集會、激情的演講宣傳、持續的遊行示威。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與同一時期靜謐高貴的金陵女子大學相比，女師大追隨的無疑是社會上不斷高漲的革命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