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清朝著名買辦商人鄭觀應在《女教》中批評封建教育不重視女子就學之惡習，指出拘於無才便是德之俗諺，女子獨不就學，就是“政教之所由日衰也”的根源。鄭觀應不僅指出了女子教育落後的原因，而且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關係國家政治興衰的層麵上，這對於生活在封建社會的商人而言，已是難能可貴了。
與此同時，國內一部分思想進步的女性滿懷熱情地創辦女子高等教育，甚至為了創辦女校而殉身的感人事件，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女子高等教育運動的展開。例如，杭州貞文女學堂校長惠馨在開學當天的登台演講時，激動地演說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說到激動之處突然拔刀從胳膊上割下一塊肉，宣稱：這塊臂上的肉，作為女子學堂開學的紀念。如果貞文女學堂能夠從此推廣，我臂上之肉還會重生，但若女校半途而廢，我定將以身體殉學校。後來，貞文女子學堂在日後因為經費問題而無法繼續下去之時，校長惠馨服毒自盡。她在臨死之前，留下遺書一封：“願將一死，感動當局，請辦學經費，興女學，圖自強。”
辛亥革命之後，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的衝擊下，尤其在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力提倡和推動之下，此前鄭觀應對女子教育的焦慮、惠馨對女子教育的熱望，終於在20年代獲得了重大進展。
從1917—1931年，在黃炎培的倡導下，我國職業教育開始風起雲湧，此後的10年，成為民國職業學校發展的一個高峰。受到職業學校教育的推動，女子職業學校教育也贏得了發展良機。由於這10年奠定的良好基礎，1927—1931年，女子職業教育駛入前所未有的快車道。據當時的教育部統計，1929—1930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219所，其中女校43所，職業學校學生總數26659人，其中女生數為7003人，女生占職業學校學生數總數的26.27%。1930—1931年，全國女子職業學校數量增至69所，女生占職業學生總數的27.55%。就江蘇地區而言，1927年，江蘇地區職業學校女生有742人，占學生總數的33.11%；1928年，女生數增加到921人，占學生總數比例的51.56%；1929—1930年，全國65所單獨設立的女子職業學校中，江蘇擁有8所，在全國僅次於湖南、上海，位居全國第三位。女子職業教育大眾化已經是大勢所趨。
就在女子職業教育吸引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關注的同時，女子高等教育如同芬芳香豔的鮮花，以一種高貴而靜穆的姿態綻放開來。當時中國的南京和北京兩大城市裏，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北京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突然打破此前靜穆的狀態，完全以一種高貴昂揚的姿態，衝破傳統社會男尊女卑思想的藩籬，走在了當時女子教育的最前沿，成為民國時代高等學府最美麗的記憶。它們以兩種截然不同的辦學模式和教育宗旨，一南一北，成為民國女子高等教育舞台上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上演了女子高等教育的“雙城記”。
金陵女子大學是1928年國內最著名的一所女子高等學校。其前身是一所教會學校。五四運動之前，中國沒有自己辦的女子高等學校，國內女子接受高等教育，隻能進入教會辦的女子大學，而當時國內的教會女子大學著名的有三所，即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和福州的華南女子大學。在這些教會女子大學中，隻有金陵女子大學後來發展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女子大學。
早在1911年，在中國的美國教會北美長老會等就倡議在南京創辦一所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於1913年，在南京莫愁湖東南繡花巷籌建，1915年9月正式開學，首任校長為德本康夫人。在開學典禮上，這位虔誠信奉基督教的美國人麵對著空曠的可以容納200人的大禮堂裏的11位首屆學生，沒有流露出一絲的遺憾，而是滿懷激情地宣講：金陵女子大學成立的一天是中國婦女新的一天。就這樣，這個隻有9名教職員工的教會女校掀開了民國女性高等教育的嶄新一頁。
金陵女大如期開學了，第一學期招收到的女生隻有11人，一年過後，又有兩人退學，等到畢業之時，第一屆學生隻有5人獲得了學士學位。這是中國本土授予的第一批本科女學士。後來成為該校校長的吳貽芳，就是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雖然第一屆招生人數可憐，但是學校的課程設置並沒有因為人少而縮水。學校所用的教材全部來自英國大學教科書，而且，凡是英美大學開設的課程均正常開課，由此形成了門類齊全、文理兼修的博雅精英教育特色。1928年，金陵女子大學憑借高質量的博雅精英教育特色，一躍成為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被譽為“近代教育史上影響最大，辦學最具特色”的教會女子大學。其發展的良機來自兩個重要的事件。
先是在1923年，金陵女子大學將校址移至南京隨園，此後，除了抗日戰爭爆發被迫西遷成都，抗戰勝利後即重回原校址隨園。搬遷後的金陵女子大學，在建築上非常講究中國古代江南園林的美學韻味，校園環境建設在當時國內高校首屈一指，時人稱之為“東方最美麗的校園”。校園環境的優雅美麗與女子高等教育的性質和諧相融，成為世人心目中對這所學校產生好感的重要因素。
再一個是1928年，金陵女子大學結束了美國人主持校務的狀態，轉交中國人主持工作。這次中西兩個國度之間的權力交接，給了中國婦女展示領導女子高等教育才能的機會，也成就了此後金陵女子大學在民國教育史上的顯赫地位。特別是吳貽芳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之後，有了施展獨特教育理念的機會，提升了學校的影響力。
1928年，金陵女子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吳貽芳，從美國密執安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回國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由此成為金陵女大的第一任中國籍校長。吳貽芳，1893年出生於湖北武昌，其祖父曾為翰林，父親吳守訓中過舉人，母親是大家閨秀，不幸的是，到了吳貽芳這一代，家中連遭變故，一夜之間，家道衰落。1916年，吳貽芳入讀金陵大學，畢業後奔赴美國留學，1928年回國擔任母校校長，直至1951年，成為民國曆史上擔任校長時間最長的女校長。正是在她的手中，金陵女子大學成為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在整個民國教育界一直盛傳“男有蔡元培，女有吳貽芳”。
就在吳貽芳擔任金陵女子大學的前一年，千裏之外的北京，另外一所女子高等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早已經聲名顯赫。
與金陵女子大學出身於教會學校不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是一所國立學校。1908年，清政府應禦史黃瑞琪的請求，專門設立了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之後，這所學堂被保留下來，並且更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學校。1919年4月，該校再次更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當時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國立女子最高學府，當時國內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就讀於該校。其後，其憑借龐大的招生規模優勢，在國民女子教育中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早在1917年籌備改組之時，學校一次性的招生人數就至少達到24名。等到兩年後正式改組易名高等師範學校，學校各部、科的在校生人數高達260人。從1919年改稱到1924年升格為女子大學的5年時間裏，女高師一共為社會輸送出本專科畢業生303人。而1919年的金陵女子大學全校學生隻有52名。1922年，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等著名的國立高校女生數量不過為15名左右，南京東南大學的女生數量為44人，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全校的女生數量為236人，約占總數的35%。
由於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影響力日增，借助當時國內女子職業教育運動發展的良好態勢，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28年，國民政府在全國推行大學區製度，把北京的9所國立高等院校合並為國立北平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這次合並中被改組為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校，專門對社會招收女生，其在民國女子高等教育中的影響力攀至頂峰。
與一般的女子職業學校不同，女子高等學府雖然致力於中國女性高等教育的普及，但是，在教學宗旨上並不以職業技能訓練為主要目的，這使得課程設置上有了明顯的自身特色。而同為女子高等教育的學校，在具體辦學模式上也有很大的差異。
由於國立大學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從一開始便顯示出財大氣粗放手一搏的架勢。為了提升教學質量，該校不惜重金聘請國內名師來學校兼職，當時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任教的人員，僅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就占了一半。以國文部為例，專業課任教老師幾乎都來自北京大學。據當時學生許廣平回憶，幾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講師，校舍雖不同，教課、講義卻是一樣的。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學者劉師培、黃侃、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沈尹默、許壽裳等人，以及政治運動領袖李大釗等，都受聘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