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是充滿著悖論和矛盾。
任何一個地方文明程度的提高，總是由人民集體的力量積聚而成，個人的力量與智慧在偉大的人民群眾和綿長的曆史麵前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畢竟，個體沒有辦法同龐大的人民群體和悠久的曆史文明相抗衡，而且，個體的貢獻在曆史麵前總是顯得如此渺小和可憐。
但是，也有例外的。
在近代的中國，就有這樣一個小小的縣城，幾乎是一夜之間讓民國所有城市黯然失色，而這個地區的聲名鵲起又堪稱一個人的傑作，這就是河北省定縣，讓定縣一夜成名的則是晏陽初和他的“定縣實驗”教育。
定縣，河北省西部的一個偏僻小縣，一個擁有40多萬人口的貧苦落後的農業地區。1926年之前，這個小縣不過是民國地圖上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小點，但當晏陽初帶著他的平民教育理念，開展著名的“定縣實驗”運動後，這個無名小縣一躍成為民國教育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地區。
晏陽初（1890—1990），出生於四川巴中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深受愛好教會的私塾教師的父親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宗教、西學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少年時代便開始向西方學習，此後，成為平民教育運動的主將，與陶行知等人一起，把中國平民教育推向頂峰。
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的平民教育，致力於解決全中國的平民問題，算是晏陽初兼濟天下蒼生的宏偉願望。這樣的宏偉願望令晏陽初激動興奮，但是，受到美國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嚴謹學風的影響，他時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靜，因此，在識字掃盲教育運動全國風起雲湧之時，他並沒有滿足。在他的教育規劃中，平民教育是一項係統化的工程，掃盲教育不過是這個宏偉工程的一部分而已，要向全國推行他的平民教育，顯然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而當務之急，是對他的平民教育進行徹底而科學的定點實驗，使之在現實中完善、健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迎來了1926年的“定縣實驗”。
1926年，晏陽初以河北定縣為根據地，開始了史稱“定縣實驗”的綜合社會改造平民教育試驗。1927年，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所有骨幹成員都已經離開大都市，“定縣實驗”的各項條件更加成熟。到1929年，平教總會正式遷移至定縣開展鄉村教育工作，晏陽初號召知識分子“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牆”，國內無數知識分子放棄大都市優越的生活條件，舉家搬遷至定縣。
晏陽初開展“定縣實驗”教育活動的初衷是對此前平民教育思想進行全麵實踐檢驗，尤其是他發明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試圖進一步補充、完善他的平民教育體係。但是現實中，這項教育運動的影響力和成就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期目標。其中，“博士下鄉”運動堪稱民國教育曆史上的一大驚人發現和創造。
20世紀20年代，知識分子留洋成為教育界的一大潮流，許多學有所成的留學生懷抱愛國理想回國工作，當時他們大多集中在條件優越的大都市裏。雖然當時中國的經濟條件較之國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相比國內更多的勞苦大眾，他們的工作、報酬、生活方式等都算得上體麵和優越。
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教育運動號召大家“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牆”，鼓動廣大留洋博士和知識分子走出封閉的大都市、大學，走向田野，走到農民中間，紮紮實實地把所學的知識運用於人民，這引起了國內眾多知識分子的強烈讚同和響應。據研究顯示，“定縣實驗”鼎盛時期，定縣聚集了近500位知識分子，其中有60多位是學有所長的歸國博士、大學教授，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實驗區每年在職人員大約120人，當時的媒體把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運動稱之為“博士下鄉”運動。
當年跟隨晏陽初去定縣參加平民教育運動的留學歸國人員中，許多留學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早稻田大學等世界第一流高校，這些“海龜”放下封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清高孤傲的架子，走到田野鄉村農民中間去進行教育研究工作，別說在民國時代，即使在留學生泛濫、高學曆貶值的今天，也很難出現如此多的留洋學者集體去偏僻縣鄉從事科研教育工作的景象。僅從下麵平民教育促進會部分骨幹成員的留洋背景，就可以發現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教育活動的影響力和震撼力：
瞿世英，中國在美國哈佛大學第一個教育學博士；
熊佛西，美國哈佛大學戲劇博士；
陳誌潛，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謝扶雅，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
周先庚，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博士；
馮銳，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博士；
劉拓，美國衣阿華大學博士；
傅葆琛，美國農學博士；
陳築山，曾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和美國；
李景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
鄭錦，曾留學日本十年；
孫伏園，曾留學法國；
姚石庵，曾留學美國。
對於當時國內眾多教授、博士放棄名利，甘心來到定縣安家落戶的動人情景，晏陽初認為，當平民教育運動轉向農村，演變成一種更為深刻的治本建國的鄉村改造運動時，他們舍棄了大學校長、教授的工作，甚至放棄了當官升遷的機會，從象牙塔跑到泥巴牆，從大都市來到窮鄉僻壤。
“博士下鄉”的壯舉，固然要歸功於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自覺服務鄉村的意識，但是，從根本上說，還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理論自身具有的強大吸附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依舊嚴重的民國時期，體麵而清高的知識分子，與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自然存在一層厚厚的隔膜。例如，當時東南大學著名農學博士馮銳教授，留學美國8年，曾在羅馬國際農學院做過研究，據說，在他回國任教的12年時間裏，沒有和任何一個農民接觸過，沒有體驗過一天的農村生活。而馮銳教授這樣的現象絕非個案，知識分子與鄉村的脫離已經成為當時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
“坐而論道”、“述而不作”，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應具有的品格甚至美德，當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以秉承所謂的文人氣節傲然於世的時候，往往將其與社會最底層人民血脈相連的紐帶關係人為地割斷，似乎知識分子一旦與農民打交道，就沾染了俗氣，而他們從事的一切與鄉村社會相關的教育科研活動，常常在脫離農民的情況下，或者在被扭曲的鄉村社會中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知識分子自身的成就被嚴重限製，而且直接導致了鄉村的貧困與城市的富有之間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
如此情狀，曾讓與晏陽初一起高舉平民主義教育大旗的陶行知先生非常憤慨，他猛烈地批評中國的鄉村教育中的怪現象，說：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陶行知的批評道出了晏陽初“博士下鄉”教育的現實狀況。
晏陽初的“定縣實驗”，再次把曆史上被隔斷已久的白居易式的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的優良傳統，以“博士下鄉”的形式粘連起來。東南大學的馮銳博士經過晏陽初的勸說，也投身於定縣實驗的平民教育運動之中，並在後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留洋博士們不僅給封閉的舊中國鄉村帶來了海外新鮮的知識和趣聞，而且在經濟生產、文化教育、公共衛生、道德品行等四個方麵，均以先進的教育進行專門的攻關研究，這些在當時的教育領域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教育是否真的適合民國的現實狀況？這樣的話題，即便今天仍然顯得過於沉重。後人對於“定縣實驗”的是非功過也一直眾說紛紜。其實，回顧晏陽初整個“定縣實驗”的艱難經曆，我們不難發現，他所采取的教育方式總體來說還是以本土化、民族化為出發點的。這可以從他後來對當時教育混亂狀況的批評看出來：
現在所謂“新教育”，並不是新的產物，實在是從東西洋抄襲來的東西。日本留學生回來辦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學生回來辦英美的教育，試問中國人在中國辦外國教育，還有什麼意義？各國教育，有各國的製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間性和時間性，萬不能亂七八糟地拿來借用。
晏陽初對當時“新教育”的批評固然有點偏激，但是當時照搬西洋教育模式之風盛行，也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從清末的洋務運動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教育也幾經波折沉浮，總是在舊私塾與新教育的漩渦中掙紮、彷徨。平民教育堅持為平民服務，強調知識分子密切聯係群眾，這樣的教育觀念，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
就在“定縣實驗”全麵展開的80年之後，2006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等8部委聯手出台了“三支一扶”計劃（支教、支農、支醫、扶貧），計劃用5年的時間為中國鄉村輸送10萬名知識分子。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科技下鄉運動中，我們發現了許多留洋歸國博士的身影，但是，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卻再也沒有出現當年那樣應者雲集的場麵，更多出現在我們視野中的，要麼是對偏僻地區民辦教師可憐的待遇、山村兒童上學的困難的無奈，要麼是對留洋博士、國內知識精英們移民海外的焦慮。這種對比，不由我們不深思。“天下大治，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是曆史上固執而博學的黃宗羲在風雨如磐的亂世留給後人的不朽思想。同樣，民國亂世中，無數知識分子以萬民憂樂為己任，踐行自己的曆史使命。晏陽初和他的平民教育，便是如此。
定縣實驗在本質上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舊中國平民教育運動，這場運動之所以能夠在晏陽初、陶行知等人的點燃之下形成燎原之勢，與當時中國鄉村痼疾血脈相連。
1920年，冬天，寒冷的中國了無生氣，窮苦的北方大地被厚重的冰雪覆蓋包裹得令人窒息，從美國歸來不久的晏陽初卻內心火熱。在他的眼前，似乎看到了這片數千年來一片死寂的土地，即將因為他實施的平民教育運動而生機勃勃。這樣的念頭不止一次灼痛他的心，他要解救當下中國的窮苦大眾，要用自己幾十年來體悟的民本教育改造愚昧的中國，為此，他要到最窮苦的地方去調查研究，發現困擾中國的根本痼疾。
從1920年冬天開始，直到1922年春天，晏陽初進行了歸國後長達一年多的調查研究。經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他最終發現，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愚”、“窮”、“弱”、“私”四大痼疾，這為他教育運動實踐找到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他說：
我們覺得要創辦一種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實況不可。因此我們就跑到鄉下，從人民的實際生活去找。結果，覺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難的四個問題，一是愚，二是窮，三是弱，四是私。
為此，他要發動一場教育革命戰爭，向舊中國已經存在數千年的貧困、疾病、無知和自私宣戰。顯然，這是一場非常可怕的戰爭。但是，他並不害怕，因為他已經找到了治療中國痼疾的藥方，這就是他的“四種教育”、“三大方式”。
“四種教育”、“三大方式”是晏陽初根據中國大眾現實情況而專門設計出來的獨特教育方法。它們如同四味猛藥，每一種都針對舊中國的一大痼疾：
第一種藥是“文藝教育”，通過文學教育、藝術教育、農村戲劇等活動，開發中國民眾的知識能力，以此專攻中國“愚”之痼疾；
第二種藥是“生計教育”，通過農民生計訓練、合作組織製度、動植物生產的改進等教育活動，開發民眾的生產力，提高民眾生活技能，以此專攻中國“窮”之痼疾；
第三種藥是“衛生教育”，通過發展民眾的衛生習慣，預防疾病教育，提高民眾身體素質，以此專攻中國“弱”之痼疾；
第四種藥是“公民教育”，通過教育民眾團結凝聚力，開發中國大眾民族團結，以此專攻中國“私”之痼疾。
以“生計教育”為例，當時中國農民文化知識缺乏，絕大多數不識字，對於如何生產生活，也是按照千年來老祖宗代代相傳的基本模式，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就隻能聽天由命。晏陽初卻直接教育農民生存的基本技能，例如播種、選種、增肥、儲藏，等等，教給農民先進的科技知識，提高農作物產量。
更重要的是，晏陽初的“生計教育”還對舊中國剝削農民的製度進行了衝擊，當時農民因為極度貧困，向地主借高利貸已經成為普遍生存方式，由於還貸時間一般要經曆從播種到秋收漫長的時間，高利貸的利息也往往攀升到驚人的數字。因此，廣大農民一年忙碌下來，能夠還清高利貸的利息已經不容易，更別說自己有盈餘。晏陽初在調查中發現了這個問題，就組織農民經營信用合作社，先以本社的名義向銀行貸款，然後再以極低的利息轉貸給農民，以此避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這樣的教育直接關涉農民生存切身利益，引發了農民極大的興趣，所到之處，反應熱烈。
猛藥治痼疾，但還需要靈活的方法。由於中國各地知識水平、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彼此差異，接受教育的方式也需要因人而異。晏陽初別出心裁地設計出“三大方式”，即“家庭式教育”、“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根據不同地區、人群的客觀情況，分別實施四種教育。“其基本邏輯是，農村的問題不是某一個方麵的問題，而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局問題，必須尋求綜合的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