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吸引學員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各種新穎的教學方法也應運而生。其中，最具有特色的當屬1922年浙江嘉興香山中學平民教育會的教師，在國內第一次創造並采用的幻燈教學法。
這種教學法是利用幻燈，先用畫片，次為課文，最後教學單字。如一家人吃飯的教材，則先畫全家吃飯圖，教師先問學生畫麵所表示的人物與活動，後映“一家人口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一同吃飯”的課文進行教學，最後再識單字，等於複習，為時約1分鍾，即可完畢教學過程，由已知到未知，極合教育原理。……每課教學約0分鍾即全部完畢，實為一種經濟有效的新教育方法。熊夫人及陶行知先生均偕往參觀，極加讚揚。
“文藝教育”是晏陽初平民教育“四教三式”的基本內容，其中，識字教育更是教育的重中之重。他倡導的識字教育也成為民國教育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教育事件。
1922年2月，晏陽初到長沙推行平民教育，按照規定，所有自願參加平民教育的教師都不領取任何薪水，隻發放交通費用每月4塊大洋。即使如此，應聘教師仍然踴躍。短短3天內，一共招收學生1900多人，招募教員120人。群眾熱情程度，令人咋舌。
經過一個月的認真準備，長沙市各區的掃盲班已經具備了開班條件。1922年3月15日，長沙市各區的掃盲班同時開學。按照教育課程的設置，識字班每周教6晚，每晚2小時。4個月之後，掃盲班課程結束，在當年的畢業考試上，應試者達到1200多人，其中有960人合格。在這些畢業生中，學員年齡最小的僅僅6歲，最大的42歲，其中10歲到20歲之間的青少年占據81.1%，從性別上看，男性學員共有846名，其職業涉及55種，其中包括乞丐2名。在舊中國，一次教育運動能夠把年齡、性別、職業差異如此巨大的人群整合團結到一起，這應該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
這一年的7月15日，一場隆重的畢業典禮在長沙舉行，時任湖南省主席的趙恒惕親自頒發“識字國民證書”給每位掃盲班畢業生。平民獲得了識字文憑，這是中國教育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整個長沙城市立刻被平民教育氛圍感染，此後兩年時間內，平民教育所覆蓋長沙68個縣，共計學生491642人。
就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掃盲教育運動中，當時的毛澤東投身於平民教育運動，並且對此後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長沙識字掃盲教育的大獲成功，催生了全國其他城市的識字平民教育運動的開展。192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北京成立，該會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晏陽初擔任總幹事一職。自此，他開始了人生中教育事業的偉大轉變，把教育工作的重心從城市轉向了廣大的農村。在晏陽初的積極推動下，全國隨後18個省、32個市相繼成立平民教育分會，識字教育運動風靡全國。杭州的平民教育運動，參加人數超過10000人，當地警察廳專門調派了800名警察為招生員，不僅負責維持秩序，還負責幫忙招生。而在武漢，其教育運動的影響更是引起當時著名報紙《申報》的報道：
武漢舉行平民教育大遊行（1年11月日中午），漢口在老圃側集合，漢陽在晴川中學集合後，即來漢參加共達兩萬人，熊夫人、陶行知、晏陽初均到場演說。商務印書館在場攝影，三時整隊出發，各執教育建國光明等紙旗，軍警亦參加維持，秩序極整。武昌在公共體育場集合，亦達兩萬餘人，由省教育廳長、各校長前導遊行，商店多懸旗放鞭，以表歡迎。
當時的識字教育不僅覆蓋中國窮苦大眾的各個年齡層次、各種職業，而且在煙台平民教育期間，晏陽初創造性地探索了一條對女子進行平民教育的科學方法。他的辦法是首先辦好女子骨幹學校，然後選拔骨幹學校裏的優秀女生組織成招生隊伍，由她們分區挨家挨戶地勸說參加平民教育。僅僅兩個下午，女生隊便招收了630名婦女參加，其中女學員的年齡7—67歲不等，青年女子占據大多數。晏陽初又組織了30名女子義務教師，分區分班為平民講授《平民千字課》。其中372名女子經過考試合格畢業。
識字教育掃盲班在當時成了魔術師表演“大變活人”的道具，隻要把文盲往這個神秘的大口袋裏一裝，幾個月之後，口袋裏鑽出來的人就能夠認字讀書。平民教育如此神奇，與教育家們科學編製的教材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整個20年代平民教育實踐活動期間，晏陽初專門組織專家編寫了相關的簡易教材《平民千字課》，平民讀物《平民曆史》、《平民地理》、《平民衛生》等以及《平民字典》。
1922年2月，《平民千字課》正式出版。全書一共96課，內容包括基本詞彙、文學作品、實用文書等。學員可以在96個小時的正常課時內全部掌握該教材。該書從1922年出版到1928年，6年間先後重新修訂13次，在此期間，晏陽初又根據市民、士兵、農民等社會不同階層的知識狀況和學習能力，先後主持編寫了4種千字課本。4種千字課與2種文藝課本，銷量達到1000萬部，也就是說，當時全國每40人中就有一套晏陽初編寫的平民教育教材。在一貧如洗的舊中國勞苦大眾中間，一本教材能夠獲得如此驚人的銷售數字，這在教育史上是罕見的。而全國各地推行平民教育的熱情也令人咋舌。當時皖南縣道尹通令所屬23縣人民：一年以後，鄉下人進城之時，城門口要派人拿四本書叫他們抽讀幾句；若他們讀得了，就讓他們進去；否則，就罰一個銅板；一年半後讀不來的，就罰五個銅板；兩年後讀不來的人，就罰十銅板。
直到今天，也許仍然有人對平民教育的粗糙性、實利性不屑一顧，但是，在一個由絕大多數文盲農民為金字塔底層的民國社會結構下，如果教育不是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不是去解決最急需的識字問題，這樣的教育價值何在？同樣，如果學習教材不能做到因人而異，不能簡明實效，那麼，這樣的教育又何談成功？
平民教育在中國的盛行始自杜威訪華之後，無論是晏陽初還是陶行知，他們在具體的平民教育主張上，都保持著清晰的實用主義痕跡，這也常常讓後人把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作為定縣實驗的理論源頭，更何況陶行知本人就是杜威的弟子，而晏陽初也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
其實，最重要的並不是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是從哪裏學來的，而是這個實驗是否經得起中國鄉村的檢驗。在這方麵，中國的平民主義教育家們為後人的西學本土化做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實驗。
1918年6月，晏陽初從耶魯大學畢業典禮後的第二天，踏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去幫助旅法華工。當時的歐洲戰場上華工甚多，這些來自國內的窮苦大眾，在異國他鄉每天承擔著繁重的勞動，卻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由於文化水平低下，他們給家鄉親人寫信都需要依賴他人，晏陽初為華工服務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幫助他們寫家信。由於要求寫信的人太多，更重要的是，代替他們寫信終歸治標不治本，晏陽初決定開辦識字班教這些華工識字。每天晚上，晏陽初就教授這些華工識字，4個月之後，居然有35個華工可以自己寫家信了。據研究，晏陽初在法國華工中實行識字教育以後，20萬華工中就有38%的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此次歐洲戰場上的華工識字教育，對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他看來，教育勞苦大眾，既是教育家的一種責任，更是民國曆史賦予知識分子的一種使命，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教育知識問題，而“可以說是教育的革命”。他常常警告自己，既然知道為歐洲戰場上的20萬華人著急，那麼，為什麼不替國內的三萬萬同胞著急呢？為此，他決心回國，獻身於三萬萬毫無知識的勞苦大眾教育事業。
從識字班的華工身上獲得了巨大的啟發，目不識丁的文盲隻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就可以掌握基本的知識，徹底告別“睜眼瞎”時代，晏陽初將之稱為“新人”現象。在他看來，數千年來，生活在最底層的窮苦大眾，一直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因而在社會上被認為是愚蠢的人，其實，他們不僅渴望學習，而且聰明能幹。勞苦大眾所需要的，不是腦筋，而是機會，受教育的機會。他們不是不可教，而是無教。而中國數千年的教育幾乎都是士大夫的教育，平民教育從來都沒有人關注過。他要為平民教育服務，開啟占據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窮苦大眾的智慧。這樣艱巨而偉大的工作就是開發“腦礦”：
中國開化最早，物產饒富，幅員之廣，大於全歐，人民之多，甲於天下。所可異惜者，厥為“腦礦”未開，民智閉塞。倘“腦礦”一開，民智發達，即可稱雄於世界。
中國人相信，人皆可以成堯舜。西方人認為，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都有神聖之物。無論是堯舜還是神聖之物，都不是天生的，他們需要後天教育的洗禮來完成和塑形，尤其需要專門普度眾生的平民教育。在東西文化交流碰撞中成長的晏陽初，虔誠地信奉：人類的良知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給最廣大的人民受教育的機會？為什麼不用教育去開發他們的智慧？
中國的現實情況則更印證了晏陽初的這種平民教育思想的合理之處，當時中國有4億人口，文盲超過3億，當時英國每100人中文盲隻有3人，法國隻有4人，日本隻有4人，而中國卻有80多人。西方列強與近鄰日本的強盛，通過國民文盲的比例便可以一目了然。
對於教育家而言，如此多的文盲，就是一座蘊含巨大能量的礦藏，究竟是無視他們的存在繼續坐而論道，還是回到人民中間去承擔開啟腦礦、培養新人的曆史使命？答案顯而易見。
胡適在親眼目睹了當時國內鄉村教育的亂象之後，於1918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歸國雜感》，他批評家鄉小學堂已經捉襟見肘的經費並沒有用於該用之處，而是請中學堂的學生來教鄉村農家子弟學習英語、唱歌，為此花錢買了一架風琴。在窮鄉僻壤裏教英語有什麼用？倒不如學習鄉村急切需要的蠶桑知識、衛生常識。至於風琴不買也罷，倒不如找個鄉村會吹笛子、唱昆腔的人來教，既省錢又實用。至於中學堂，學校裏所教的功課與社會上的需求更是“毫無關係”，培養出來的學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最後感歎：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胡適對當時鄉村教育弊端的痛斥，驗證了晏陽初等人後來定縣實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縣實驗的理論源頭已經確立，這就是著名的“三C”。所謂的“三C”就是指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體來說：來自遠古儒家的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姚牧師和史文軒兄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晚年的晏陽初曾經深情地回憶道：在他離川東下之前，三者已在他心中埋下火種，等待時機，結合而產生長遠的熱能和光亮。
其中，《尚書》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儒家教育思想，是晏陽初整個平民教育理論的最大支撐點。這一微妙的火種，在他進入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之前已經埋下，經曆西方民主教育的滌蕩之後，他就更加堅信所有教育的根本都無非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觀念，即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不論在中國，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實踐，而以天下一家為最高宗旨。
就這樣，懷著儒家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宏偉觀念，1919年，晏陽初結束在法國近一年的華工服務，回到美國繼續求學。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刻苦求學，並取得碩士學位。1920年8月他回國，很快在國內掀起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平民教育運動。自此，展現在晏陽初麵前的黑暗而窮苦的世界，終於被“一股極大的光亮開始照耀亞洲”，而他倡導的平民教育也“誓將成為仁慈且靈驗的熱線環繞黑暗而窮苦的世界”。這一劃時代的運動，被西方人稱之為“人類曆史上還沒有與之相提並論的運動”。
當時的國際社會對他的這次平民教育運動給予了極大的認可和尊重。1926年10月16日，著名國際學術團體太平洋學會的新聞公報上，發表了晏陽初的《蓬勃發展的中國平民教育運動》一文，學會主席韋爾伯在文章的前言中稱讚中國的平民教育在教育史上是最有意義的。
1943年，晏陽初在美國“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紀念委員會”上，被美國眾多科研機構和教育家、科學家評選推舉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與愛因斯坦、杜威、亨利·福特、奧維拉·萊特、勞倫斯等人並列，其入選理由是：“傑出的發明者：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隻有切身體會舊中國民間苦難的人，才會明白這樣的讚譽絕非溢美之詞，才會真正懂得晏陽初在平民教育運動中進行的定縣實驗，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偉大創造。
民國教育人物
晏陽初：平民教育之父
曆史總會在某些節點上創造一個又一個令人驚訝的神奇。風雨飄搖的清末民初教育曆史，因為百歲老人馬相伯的“政治教育”而顯得厚重莊嚴，1919年之後的民國曆史，亂世依然，又一位百歲老人的教育理論成為這段曆史板塊上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