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民族資本獲得了喘息機會，企業經濟呈現出上升趨勢。經濟的發展，需要大批職業技術勞動力，而當時的國內學校培養的技術人員遠遠滿足不了需求，根本原因在於當時國內教育在職業教育上仍然非常落後。特別是新學製頒布之前的國內中學，四年製的中學教育模式，根本不可能為學生提供充裕的職業技能訓練時間。這樣的學生畢業之後，必然與社會現實所需之間存在一層厚厚的隔膜。
社會急需大量工商業人才，而學校現行教育體製根本無法造就這樣的人才，本應該乘同一條船的工商業和學校教育卻成了陌路人。國家積貧積弱，能夠獲得中學教育已經不易，但是，當時青年學生從學校畢業即失業的狀況觸目驚心，受過高等教育後仍然失業的亦充斥街頭、屢見不鮮。他們成為當時遊蕩在社會上毫無一技之長的“高等遊民”，黃炎培曾以“比比皆是”來形容失業學生之多。
當時社會上也有一部分實業學校，也不過是在原有課程之外，再加上數冊農業、商業教科書而已。即使如此，實業學校的畢業生也不肯從事下層工作，“畢業於學校，失業於社會”，成了當時學生就業狀況的真實寫照。這部分人的飯碗問題不解決，既是對他們接受的寶貴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更是中國教育脫離現實社會誤入歧途的明證。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蔡元培先生的極大憂慮。1916年，蔡元培在江蘇教育會演講“中國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濟方法”，他在演講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教育界的一切恐慌問題，歸根結底都來自於畢業生在社會上的毫無出路。
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總需要有人來解決。黃炎培、陶行知、張謇等人，在時代洪流麵前，走到了職業教育的前沿。
黃炎培，1878年生於江蘇川沙縣（今上海市）城關鎮，他在整個民國職業教育運動史上處於執牛耳之地位，民國時期最係統的職業教育思想，最廣泛的職業教育學校創辦，都是他一手締造的。1907年，黃炎培在家鄉川沙創辦了浦東中學，自任校長。該校在創辦之始就以教育學生掌握實用技能為目標，當時國內實用教育最著名的學校是張伯苓在天津創辦的南開，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黃炎培的浦東中學已經發展成為與南開中學齊名的學校，國內時有“北南開，南浦東”之美譽。1914年，因為不願意為江蘇督軍張勳的母親祝壽，黃炎培辭去了江蘇省教育司司長職務，深入民間考察教育現狀，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職業教育思想體係。
早在1913年，黃炎培即在《教育雜誌》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一文，倡導實用主義教育，實際上奠定了其以後職業教育的思想基礎。對於當時國內教育的亂象，黃炎培在一次講話中說：
中國讀書人，頂怕用手，除掉寫字和穿衣吃飯上茅廁以外，簡直像天沒有給他生出兩手似的。在糊裏糊塗中，把社會分做兩下：一是號稱士大夫，是死讀書老不用手的；一是勞動者，是死用手老不讀書的。好罷，吾們來矯正一下。要使動手的讀書，讀書的動手。把讀書和做工兩個並起家來。要使人們明了，世界文明是人類手和腦兩部分聯合產生出來的。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社會給民國教育家們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1915年，中國實業界組團考察美國，就在這個考察團中，後來成為職業教育領袖的黃炎培以隨團記者的身份出訪。在美國考察的數月裏，美國教育服務社會的模式給中國考察團成員帶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黃炎培，對美國25個城市的52所各級各類學校均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在專門采訪了愛迪生之後，他對美國科技的發達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這促使考察團反思國內實業教育的陳腐和滯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會責任感也激發了他對國內職業教育改革的熱情。美國考察之後，他感慨萬千，深切體會到不能不以職業教育為方今之急務。此時的他，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在國內實施職業教育了。
兩年之後，黃炎培受到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和菲律賓。這次考察對於黃炎培而言，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國畢竟與美國在地緣上相距甚遠，科技嚴重滯後於美國倒也不易傷了國民自尊，日本和菲律賓則完全不同，這兩個國家都曾像中國一樣備受西方列強侵略，也都在效仿西方國家推行社會教育改革，姑且不說日本在迅速崛起為東方強國，就連一向落後的菲律賓也能夠因為推行職業教育，社會狀況大為改觀，所謂市無遊民，道無行乞，國多藏富之源，民有樂生之感。這種狀況大大刺激了民國教育家們的自尊心，職業教育改革已經成為教育家們救國圖存的良方，他們高呼“提倡愛國之根本在職業教育”，把職業教育推向全國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917年5月，由黃炎培發起、聯絡全國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張伯苓、蔣夢麟、嚴修等社會各界名流共48人，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並發表《中華職業教育宣言書》，這在學界被認為是黃炎培個人職業教育思想形成的標誌。第二年，黃炎培在上海一片蔓草叢生的貧民區——陸家浜，創辦了著名的中華職業學校，把多年來形成的職業教育思想理論運用於實踐活動，提出了“勞工神聖”和“雙手萬能”的口號，黃炎培別出心裁地設計以“雙手萬能”作為該校校徽。這所職業學校實行全日製職業教育，工科、商科分為初級、高級兩級製，學生學習年限為3年。除工、商科之外，另設置五年一貫製，初級、高級共5年。學校各科設置課程全部分為三類：一是職業專門學科，二是職業基本學科，三是普通學科。學習課程特別強調基本職業技能的訓練，實習課程占據較大比重。中華職業學校從創辦到新中國成立前，畢業生達到8000多人，這對推動當時國內的職業教育發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之後，國內掀起職業教育高潮。1922年，新學製確立了職業教育的地位，按照規定，實業學校正式更名為職業學校，所有小學都增設職業準備教育，初中開設職業科目，高中實行農、工、商等職業專科，大學以及職業專門學校開設專修科目。有了新學製的保障，職業教育在國內的普及獲得了巨大進展。1918年，全國共有職業學校531所；到了1921年，全國增至719所；僅僅一年以後，全國職業學校已經增至1209所；到了1926年，中國職業教育達到了最高峰。
女子職業教育發展狀況也許可以更好地為我們透視當時國內職業教育的成就。1918年，教育部明確表態，表示支持女子職業教育，並且先後兩次下令各省女子中學設立簡易職業科，不過此時教育部對女子職業教育仍然是“注重家事實習”。所謂的職業教育不過是中國婦女在家庭中普遍從事的烹飪、縫紉、衛生等等日常生活技能訓練，而並非社會職業技能教育。
到了1922年，全國職業學校聯合會第一屆年會通過了“女子職業學校學科設置標準”和《推廣女子職業教育案》，會上特意督促全國各地盡快增設女子職業學校，女子職業教育終於結束了散亂的民間自發狀態，正式納入官方教育體係，一場由教育部領導並且督促的女子職業教育運動，迅速發展成為職業教育運動中的一大亮點。
據統計，1917年前，全國職業學校中的女學生人數為1866人；到了1923年，全國甲種實業學校的20360名學生中，女生人數為1452，比例為7.13%，全國乙種職業學校的20647名學生中，女生人數為1757人，比例為8.58%；到了1927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男女學生總數為39647人，其中女生10923人，比例高達27.55%，其中，京師女子在實業學校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達56.09%。
以城市女子職業發展而言，長沙從1914年到1919年之間，女子職業教育幾乎沒有一所新學校產生，但是，到了1919年之後，氣象全新，其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男子職業教育。在1922年至1923年間，湖南乙種實業學校女生占全校學生比例高達34.41%，位於全國第3位。如此蓬勃熱鬧場景，毛澤東曾稱讚為：“氣象一新，教育界頗得蓬勃之象。”無數從家庭走到學校接受先進教育的中國婦女，在覺醒之後，又掀起了當時國內的女子解放運動。在強大的壓力之下，開放女禁，實現男女同校，已經成為順應婦女解放潮流不得不采取的舉措。僅僅在1927年一年，湖南省教育廳就下發數文，通令改良女子教育，推行省立高級中學男女同校。
女子職業教育為女性贏得了勞動就業上的機會。20世紀20年代末，服務性行業為女性提供了眾多職位，婦女在社會上就業成為潮流。1926年，《生活》雜誌進行了一項專門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當時國內婦女就業職位，最高如政黨領袖，次如大中小學之教員，再次如農工商各界職工，無不可見婦女側身其中。
1923年2月，萬國絲綢博覽會在美國紐約召開。中國政府代表團攜帶的河北女子職業學校創作的絲綢品引起眾多與會者的關注，國內代表聲稱“該校出品最為優越，受到美邦人士讚許”。會後，應美國紐特博物館人員請求，中國代表團把這些由女子職業學校製作的所有蠶絲品贈送給該院。這件事在當時國內引起巨大轟動，女子職業學校的成就表明了國內職業教育已經發展成熟。
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不久，由該社自己創辦的教育雜誌《教育與職業》正式向全國發行。許多拿到這份雜誌第一冊的讀者，立即被這份雜誌的新鮮的封麵所吸引，該雜誌的封麵上是一個稚嫩的孩子正在畫飯具。這幅繪畫把職業教育複雜而深刻的宗旨通俗地表達了出來：職業教育致力於解決教育與社會的脫節問題，為畢業學生就業飯碗尋找出路，力圖實現“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這也成為當時職業教育的一麵旗幟。
不過，這一教育主張一度遭到誤解、扭曲，職業教育對學生生計問題而並非傳統的仕途問題的關注，引起封建教育衛道士們的激烈反抗。一大批思想保守者攻擊職業教育就是“啖飯教育”、“飯桶教育”，曲解這種教育的宗旨是“職業就是混飯碗”，甚至有人公然罵黃炎培是“文化之賊”。職業教育家們對菲律賓職業教育成功經驗的宣傳，更是引起國內部分人的憤恨，他們直接宣稱黃炎培等人的職業教育就是一種讓泱泱大國重新回到落後民族的“奴隸教育”。
1917年，黃炎培在《教育與職業》雜誌上發表《職業教育談》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教育就是“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當然，這種為個人謀生並非是純粹是為了個人的苟活，而是為將來從事更遠大的社會事業做基礎：“苟並個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與言精神事業乎？而尚與言社會事業乎？”黃炎培聲稱倡導職業教育的宗旨有三：一是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二是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三是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這正應了中國古人說的那句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一句話，教育首先需要解決人的飯碗問題，這種務實的教育宗旨與此前盛行千年的傳統讀書取仕教育截然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就是為了進入仕途，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雖然做官也是為了解決人的生存問題，但是，在光鮮華麗的官服包裹之下，在光宗耀祖的仕宦前途誘惑之下，讀書取仕的世俗性被嚴重遮蔽，相比之下，當黃炎培提出讀書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在眾人眼中無異於洪水猛獸來襲，唯恐避之而不及。當時許多人對之嘲笑譏諷，把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理念稱為“飯桶教育”，也就不足為怪了。
生於亂世的教育總會背負過於沉重的救亡重任。民國的教育進入20年代，這種沉重的曆史擔當越發明顯。黃炎培試圖通過職業教育解決民眾的生存問題，不過這並非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也並非黃炎培職業教育全部所願。他同那個時代無數的教育家一樣，不得不從一開始就背負起沉重的救亡圖存之曆史使命。遺憾的是，黃炎培的這一教育主旨常常被後人忽視。如果說黃炎培致力於解決民生問題，是對當時國內現實困境的無奈選擇，那麼，“有業者樂業”則是對“無業者有業”的超越，在這個職業教育的理想王國裏，黃炎培為我們描述的是國民樂於奉獻、熱愛工作的動人圖景，他們工作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是為了人生價值的提高。多年以後，黃炎培回顧為之奮鬥了30餘年的職業教育生涯之時，堅稱“有業者樂業”是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
1925年12月，職業教育的領袖人物黃炎培提出了“大職業教育主義”理論，民國職業教育家們對職業教育的思想觀念由此進入了一個更為深刻的階段，教育實踐活動也更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
所謂的“大職業教育”就是倡導、創辦職業教育的，同時需要熱情關注全社會的運動，保持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的溝通和聯係，一言以蔽之，不要把職業教育辦成一種狹隘的職業內部運動，而是放眼整個社會和職業，讓職業教育成為麵向、輻射全社會的教育。這個教育觀念在此後的農村實驗區創辦以及女子職業教育上均得到了落實。
1926年，晏陽初帶領無數知識分子，在中國北方河北定縣展開轟轟烈烈的定縣實驗的時候，數千裏之外的江蘇昆山徐公橋，中華職業教育社與其他幾個單位也在籌辦農村改進實驗區。由於經費問題，最初參加該實驗區的其他幾個單位在第二年就紛紛撤出，昆山徐公橋實驗區在被迫停辦了一段時間之後，中華職教社獨自承擔了創辦實驗區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