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又號永觀。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6歲開始入私塾學習，少年時代曾在著名的杭州崇文書院接受教育。他在考取秀才之後，聲名鵲起，與當時的另外三個少年並稱為“海寧四才子”。王國維後來能夠在成為國學大師的同時，還在教育領域獨樹一幟，與他聰慧的天賦還是有著重要關係的。
王國維與教育結緣，要追溯到青年時代。1898年，王國維進入《時務報》報館工作。此時國家搖搖欲墜，深受震撼的王國維企圖以教育來挽救國家命運，他在對隻關心個人利益的麻木國民極大憤慨的同時，仍念念不忘教育大計：“維謂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後著，今日造就明白粗淺之事理者為第一要著耳。”1
此後，他結識著名學者羅振玉。在羅振玉的大力資助下，王國維遠赴日本留學。回國後，他與羅振玉友誼日益深厚，跟隨羅振玉入京，並在學部（即後來的教育部）總務司任職。
結識羅振玉是王國維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這一事件既給青年時代的王國維帶來巨大的經濟資助，又給晚年的王國維帶來難以抹去的傷痛。如果把青年時代的王國維看作晚清少見的一匹千裏馬，那麼，當時的羅振玉無疑是最名副其實的伯樂。而如果把晚年的王國維看作聲名顯赫的國學大師，那麼，結成親家的羅振玉與之反目之因，則成為至今無法解開的曆史謎團。
對於我們而言，解開王國維與羅振玉的恩怨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名不見經傳的王國維為何會引起羅振玉的關注。王國維與羅振玉的結識存在各種不同的版本，但其中有一點是後人公認的，即王國維當時寫了一首詠史絕句，該詩被羅振玉無意中看到，當羅氏讀到“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一句之時，立即被王國維的才華折服，後兩人結成好友，乃至成為親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跟隨羅振玉再次東渡日本，也正是在這段日子，王國維開始了重要的學術轉向，專治國學，後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在國學領域獨樹一幟，受聘於北京大學國學院，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為國學院四大導師。
王國維在國學領域的赫赫功績可謂世人皆知，但是，談到他在民國教育曆史上的成就，則世人所知不多。早在1901年在武昌農務學堂任教期間，王國維就已經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主筆。這本教育雜誌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年，其間刊載了近百篇關於日本學製的文章，內容涉及大學、中學、小學、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女子教育等各個門類。在清末嚴酷的思想統治之下，一個留存於世如此短暫的刊物，能夠刊發如此多的國外教育文章，主筆王國維功不可沒。但後人談及這位國學大師的教育思想時，卻往往忽略了他在中外教育譯著上的創造性貢獻。
當然，在民國前夜的教育界，為王國維贏得巨大聲譽的還是著名的“完全之人物”教育觀念。
1906年，王國維發表了著名的《論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於培養能力全麵、和諧發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為我國教育曆史上明確提出培養人物的德、智、體、美四育主張第一人。
晚清的天空早已因列強的侵襲血洗而破碎零落，廟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腳下苟延殘喘，廟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夠救亡圖存，挽救大廈將傾的封建帝國。人，在這個社會是一個無比沉重而艱難的話題。王國維的內心如同一泓秋水，絲毫沒有被外界民智、民強、民富的鼓噪驚擾一絲波瀾，他從一開始就把“人”字作為教育的終極目的，而且，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種人格健全、品質優秀、思想睿智的人。細細品味，我們不難發現王國維標榜的“完全”至少有兩個含義：一是“完全之人物”應該身體強健、四肢發達、體力充沛，在中國人吸食鴉片成為社會痼疾的當時，體育的重要意義遠不是今人所膚淺理解的、僅僅培養四肢發達的莽漢教育。二是美育與智育、德育擁有完全相同的地位，即三者之間沒有任何的隸屬關係。
但是，在當時的現實社會背景下，王國維的教育主張如同一顆流星劃過漆黑的夜空：一方麵，“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觀念是如此燦爛耀眼，令整個晚清的夜空為之驚豔；另一方麵，在風雨如磐的時代，王氏的這種教育觀念又顯得如此“另類”與“不合時宜”，這注定了其照亮夜空的刹那，就迅疾而逝。乃至到了今天，在教育學界仍然會認為王國維這一教育觀念“不切實際”的評價。
人，如果從血肉豐滿的“完全之人物”，倒退回理性至上的冷漠機械的抽象個體，這樣的教育究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王國維先生在一個世紀以前的教育觀念，究竟是在做虛妄之想，還是今人的境界仍尚未能企及呢？
這不得不讓我們去深刻地思考西方另一位著名的大師凡·高，在其生前，他的繪畫作品無人賞識，在其死後百年，其繪畫的偉大價值才被人認識。但願今人對王國維先生的“完全之人物”教育理念認識，不要再等上100年。
1914年，王國維作《國學叢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學習“有用之學”、“無用之學”之辯，這既是他教育哲學的核心思想，也為他在民國初期教育界贏取了一席之地。“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王國維的這一教育主張一度遭到許多人的誤解，在當時舉國上下學習西學，企圖科技救國的現實背景下，王國維大談道家哲學式的有用無用，似乎書生氣太重，但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教育偏重科學技術而忽視人文學科的現狀而發，試圖扭轉當時這一畸形教育現狀。
在功利性過於濃厚的當時，王國維的無用之用教育啟蒙思想的實現，顯然需要走更遠的路。但是，這種教育主張並不是中庸主義，他的有用無用實質上可以被理解為科技和人文並重，以人文作為積澱和基礎的教育啟蒙思想。
遺憾的是，後人往往隻看到王國維有用無用論的表層，而未能挖掘其更為深邃的要義。當然，更遺憾的是，王國維過早地選擇安靜地離去。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王國維的曆史選擇？是否可以因為他晚年腦後拖著那一條辮子，就批評他是迂腐頑固的遺老？是否可以因為他的自沉，就指責他為晚清殉葬？麵對一個文學、曆史、哲學、教育等眾多方麵都有極深造詣的偉大學者，我們除了惋惜、敬佩之外，是否更應該愧疚在他離開我們已經80多年之後，我們的教育研究在某些方麵，仍無法企及其思想境界呢？
後人在追憶王國維先生之時，常常會談到他的相貌極其普通，儀表極其簡單，但是在教育上卻擁有一顆極其“美麗之心”。據說，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有兩個人隻要一看背影就能知道其身份。一個是王國維，一襲不變的舊式長袍，頭上一頂瓜皮小帽，腦袋後麵是一條辮子。那時經常有革命黨人跑到街上和學校裏強行剪辮子，但是從來沒有人敢對王國維腦袋後麵的辮子下手，這讓他成為清華大學裏的一道景觀。另一個則是梁啟超，他的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
至於王國維為什麼在民國時代仍然不願意剪掉辮子，其子女曾在文章中如此說：
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清末民初教育界首創教育的“最高之理想，存乎美麗之心”者，竟然是這樣一位到了民國時代仍保留辮子的男人。
王國維的“存乎美麗之心”，指的是“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純粹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這是我們解讀王國維審美教育觀念不可繞過的關鍵句。
可以想象，一個對高尚、純粹快樂如此禮讚的人，隻要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之人，大多是因為親眼目睹不高尚、不純粹的苦痛。王國維的審美教育誕生於清末民初舉國上下嗜好鴉片的汙濁不堪的社會現實，他親眼目睹民眾吸食鴉片的場麵，痛心於人性追求的齷齪卑劣，試圖以高尚純粹之審美追求挽救民眾於鴉片毒癮苦海。他善良地認為隻要引導民眾追求更高尚的嗜好趣味，就可以擺脫鴉片的糾纏。為此，他才高蹈審美教育的大纛，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他的這種想法常被世人誤解、扭曲甚至批判。世界之大，竟然容不下靜安先生“美麗之心”，社會痼疾陋習厚重如斯！
清末民初吸食鴉片成風，這固然是時代的印記。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國人的陋習早已經隨著那個舊時代徹底消失，那就大錯特錯了。隻要人類沒有高尚的情趣追求，各種原始的欲望隨時都會衝垮理性的堤壩，即使到了今天，各種不健康的嗜好仍然在吞噬許多青少年的“美麗之心”，而急功近利的教育往往對此束手無策。
一個原本希望通過審美教育的倡導與普及，“培養國民之趣味”，引導民眾追求真善美，達到改造社會目的的國學大師，其普度眾生的人文情懷，從沒離開現實社會的痼疾，如此悲天憫人的教育觀念不僅沒有得到社會公認，反而在當時不容於世，在今日被人民遺忘，這，無論如何，都要算得上一個奇怪的現象了。推想個中緣由，恐怕與王國維國學大師的顯赫身份，與教育觀念的崇高致遠，與現實社會的汙濁低俗，尤其與後人對他憂鬱的性格、古怪的行為帶有極深的成見是分不開的。
從辛亥革命的發生到1927年，王國維先後在日本、中國度過了人生最後的17年，這是他生活最靜謐、學術成就最高、情感經曆最複雜，也是最為後人津津樂道的美麗時光。他先追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又於1916年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英國人哈同所辦的倉聖明智大學任教。1922年，王國維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聘擔任校外通信導師。
1925年，王國維被清華大學國學院聘為導師。這一年全國的職業教育如火如荼，平民教育運動風起雲湧，當全國人聚焦於鄉村田野之時，這位腦後帶著辮子的國學大師和他的教育顯得冷冷清清。然而，曆史並沒有因為平民教育運動的熱鬧而將這位國學大師的教育情懷遺忘，王國維也沒有因為外界如何嘈雜就改變畢生的學術追求和教育主張。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請胡適代為設計國學院課程，並且想聘其擔任國學院導師，胡適婉言謝絕，他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於是，清華大學聘請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和趙元任擔任國學院導師，但是章太炎一直不肯接受，最後經過梁啟超推薦，聘請了陳寅恪為導師，這就是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著名的“四大導師”。與其他幾位國學導師相比，王國維“性複憂鬱”，做事沉穩不喜張揚，才華橫溢卻從不恃才傲物。這和同時代的諸多放蕩不羈的才子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而如此的教育大師風範更是贏得了學界普遍的讚譽，其中就包括“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
王國維雖然生平沉靜淡泊，與人交往不多，但是，他與梁啟超先生一見如故，常常說人生能夠有梁啟超先生這樣的朋友足矣。而梁啟超對王國維的學問極為欽佩。每當遇到疑難問題，他總是說：“可問王先生。”據說，就在王國維自沉之前的一天，梁啟超辭職去天津，學生為梁餞行，王國維應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啟超之後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頤和園。因此，學界對於王國維自沉之謎的推測，還有與時局和梁啟超辭職離京有關一說。
王國維追求學術自由、真理至上的教育理念，可以通過當時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的評價看出來，顧頡剛先生曾經這樣說：“王國維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經書（聖道）看而當作史料看，聖賢不當作聖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
民國初年的梁啟超已經是國內學界巨擘，顧頡剛也是學界名流，他們能夠如此欽佩王國維，與其說是對王國維學識的讚賞，不如說是對王國維身上沉靜優雅的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教育實踐風範的強烈認同。
王國維是一個永遠無法窮盡的話題。關於他的絕頂聰明，關於他學貫中西的偉大成就，關於他與羅振玉的恩怨是非，關於他的自沉之謎，關於他在民國時期仍然留在腦後的一根辮子……多少年來，無數的人一直在探究關於他的每一個話題。
直至今天，似乎永遠不能從表象上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被普遍認可的，那就是在平民教育喧囂塵上之時，教育家們忙著奔向鄉村田野之際，王國維仍然心如止水地整理國故、探究學問。社會固然需要平民教育家們去開挖社會金字塔最底層的民眾職業技能訓練，也需要國學大師以獨立姿態攀登社會金字塔最頂端的國學研究。王國維在風起雲湧的20年代平民教育、職業教育浪潮中如此從容平靜地研究學術，足以成為當今教育家們學習的楷模，這份功績，不應該被平民教育的洪流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