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驗區內，小學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強化。實驗區開辦之前，該地區隻有兩所小學，學校辦學經費緊張，經過職教社與昆山縣政府部門的協調，增設了4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明顯提高。為了讓農民提高勞動職業技能，職教社專門開辦夜校、家庭識字處、讀書室、問字處等機構和場所，向農民宣傳職業教育培訓的重要，積極吸收農民參加學習。中華職業教育社成員還紛紛深入鄉村的田間地頭，向農民傳授先進的種植技術，教育農民使用新式農具，培訓鄉村人才。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實驗區內就建造了數十座橋梁，還專門建設了墓地、公共醫療所、公園、體育場，對公共廁所、垃圾箱、路燈等公共設施也進行了更新。
昆山徐公橋實驗區的開辦，在當時得到了許多職業教育家們的擁護和支持，南京曉莊師範學校的陶行知在1928年與職教社合作，在嘉定開辦了農藝合作社。此後，職教社在江浙地區的廣大鄉村，連續創辦了江蘇吳縣善人橋農村改進區、滬西園場和勞教農場、浙江小溪口農村改進區，等等，即使在抗爭爆發以後，職教社也一直堅持在鄉村開辦教育實驗區，顯示了其對職業教育救國的堅定信念。“大職業教育”把職業技能訓練從學校延伸到社會，主張職業教育分出一部分精力參與到全社會的運動洪流中去。根據大職業教育主義原則，黃炎培在國內城市中創辦了眾多職業補習學校、函授學校，讓更多的普通城市平民接受職業教育。為了讓更多的人接受職業教育，黃炎培還在鄉村開辦了改進實驗區，把貧民追求物質生活資料的富有與教育結合起來，真正把職業教育變為一種謀生之外還能夠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的教育。
1920年，已經成為國內職業教育領袖人物的黃炎培前往南通，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專程拜訪張謇、韓紫石，商談國事以及江蘇教育問題。此時的江蘇職業教育，因為張謇在南通的傑出成就而成為國內關注的焦點。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海門人。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實業家，清朝最後一名狀元。1868年，15歲的張謇開始第一次踏上封建科舉考試的漫長道路。1894年，41歲的張謇終於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雖然張謇如願考取狀元，但身處亂世中國，注定了他的狀元人生無法沿襲“文死諫”的封建忠臣孝子，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實業救國，曆任江蘇商務局總理、商務頭等顧問、江蘇省鐵路公司協理、江蘇兩淮鹽政總理、導淮督辦、農商部總長及全國水利局總裁，涉足領域遍及城市規劃、教育、社會福利保障、農業水利、紡織工業、運輸交通、文化藝術、電話設施，等等，其貢獻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堪稱傳奇。後人指出，在近代中國，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麼多事業，並且對全國產生這麼深刻的影響。
早在黃炎培等人在國內大聲疾呼職業教育救國之前，眼光長遠的張謇已經開始了實業救國的探索，他在當時積極興辦師範教育，在具體教育過程中特別注重職業技能訓練，這在當時的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在1902年和1906年，張謇捐資先後創建了通州民立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如皋縣設立公立簡易師範學堂。
為了讓師範學校的學生能夠得到更好的職業技能訓練，張謇專門創辦了南通博物苑。1904年，張謇在師範學校以西購買土地30多畝，最初是作為公共植物園，裏麵廣植樹木，飼養珍禽走獸，還有風車、水塔、假山、荷池、藤棚等園林設施。教育與實踐技能的結合，終於成就了著名的南通博物苑。
1905年，張謇在此基礎上建成南通博物苑。博物苑門前有他親手書寫的木刻對聯：“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顯示了創辦該苑的目的在於對國民科學技術的啟蒙。博物苑的主要建築包括中館、南館、北館。中館是其最早的建築，為三間平房，最初稱為測候所，曾作為觀測氣象所用，屋頂原是平台，上麵有觀測儀器，可以預報每天的天氣，是我國較早出現的小型氣象站。後加建氣樓，改造為碑帖陳列室。南館又名博物樓，是博物苑主要的陳列室，為仿照英式建築的二層樓房，平麵呈十字形，頂部四周砌有城垛裝飾，樓上陳列曆史文物，樓下為動、植、礦物標本。整個館藏分別展出天產、曆史、美術、教育四部文物。
南通博物苑一時間名噪國內，國內外中國名流爭相來此參觀遊覽。1920年，藝術家梅蘭芳、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均來此參觀。1922年8月，中國科學社在南通博物苑召開第七次年會，梁啟超、楊杏佛、竺可楨、陶行知等人到會參加，亦到此一遊。
與一般的實業家捐資辦學不同，張謇的職業教育思想在20年代之前就有了實業教育救國的深刻認識，到了20年代國內職業教育洪流洶湧之時，已經不再是孤立地創辦職業教育學校，而是形成了一個完善的西方現代職業教育的體係，從幼兒園到大學，張謇真正做到了為地方教育實現與西方現代教育的接軌，形成了一個以職業技能實用教育為主、體係完備的教育體係。在張謇的推動下，1926年，南通有初級小學329所，在校學生1.94萬人；完全小學計21所，在校學生4022人。中學教育，自1909年通海五屬公立中學開校，到1926年，南通開辦了私立競化初級中學、公立初級中學、私立敬孺中學，在南通甲種商業學校、縣立女子師範、私立通州師範開設初中部。高等教育，有私立南通醫學專門學校、南通農科大學、南通紡織專門學校。
農業、醫學、紡織等職業學校的開辦，為南通地方實業提供了直接的人力資源，特別是南通的紡織業，在當時一枝獨秀，乃至到了今天仍然是南通工業發展的品牌和支柱，這與當時學校特別重視職業技能培訓是分不開的。張謇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創辦職業教育的思想，是當時職業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最高成就。
張謇的職業教育觀念非常開放，已經完全溢出了黃炎培職業教育的專業化、技能化的範疇，向文化領域滲透。由他實踐的職業教育幾乎涉及了當時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除了上述農、工、醫等職業學校以外，張謇先後設立法政講習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監獄學傳習所、女工傳習所、女子蠶桑講習所、伶工學社等，形成一個覆蓋極廣的實業教育體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通女工傳習所和南通博物苑。
南通女工傳習所創辦於1914年，這是一所刺繡專門學校。就在這所刺繡職業教育所開課之時，學生們很激動地看到了張謇專門聘請來主持工作的清末民初著名刺繡大師沈壽。沈壽晚號“雪宧”，她的傳世之作《雪宧繡譜》論述了刺繡的工具、針法、程序、姿勢以及與繪畫的關係等，是我國刺繡史上的一部寶典。
南通女工傳習所第一期隻招了20多人，學員多為南通本地女子。兩年之後，不僅南通本地和江蘇省內的女子報名人數驟增，許多外省女子也紛紛前來學習。傳習所以刺繡專業教育為主，附設編製杞柳、麥稈、織花、發網等女子職業技能訓練。除了專業技能訓練課程之外，傳習所還開設了國畫、書法、音樂、國文等文化藝術課程。此前尊奉“女子無才便是德”陳舊觀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女性，終於在勞動職業上獲得了與男人平等的地位。她們在幽靜的學校裏學習、讀書，其繡品不僅銷往國內各地，在國際市場上也獲得了很好的聲譽。國外的富商為了收購這一中國傳統工藝作品，常常不惜重金。據說，沈壽的丈夫餘覺在1915年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後，曾對著名畫家顏文梁說，國外準備訂購40萬美元的繡品。這個職業學校創辦的價值，在於不僅教授了部分女工就業的技能，更傳承了傳統文化的國粹，將職業技能的範圍擴大到了文化傳承的保護，這種眼光絕不是一般實業家、職業教育家所能企及的。
職業教育致力於解決人的就業吃飯問題，教育的對象不僅僅是在校的學生、普通的市民，還有被社會邊緣化的流浪者、失足婦女。張謇的職業教育真正做到了滲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把黃炎培倡導的職業教育徹底落實到了社會的現實層麵。
張謇為了收留大量社會流浪頑劣兒童、遊民及乞丐，專門開設了“惡童感化院”、“遊民習藝所”、“棲流所”。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下，張謇還開設了專門收容女子的濟良所。所有這些，為南通地區的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張謇不再單純地沿襲舊社會下的慈善施舍和救濟，而是把慈善事業作為整個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係統工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來實現，在南通首開慈善與教育學習結合的先河。這樣既開拓了教育學習的領域，同時，亦將慈善從單純的物質施舍轉變為一種自力更生的技能培養和精神教育。張謇向收留的兒童和遊民提供衣食的同時，也傳授其皮革、織布、雕刻、縫紉等基本的手工藝技術，對乞丐則是傳授“口作粗工”，務必使乞丐“習有小藝”。在濟良所內，則對婦女進行文化知識、倫理道德和家政教育。因此，在學界有人把近代南通看作是“一個幼有所教、老有所養、貧有所撫、病有所醫的社會”。後人統計，張謇和他的兄弟、朋友在南通共創辦了25所學校和其他一些文化事業。
職業教育在20年代教育界的影響力，學界一度認為，中國近現代各種教育思想在實際上之影響，無有出乎職業教育思想之外者。不幸的是，混亂的政局、凋敝的經濟、腐朽的製度，嚴重製約了當時職業教育的發展。在經曆了風風火火的20年代中期以後，職業教育在登峰造極的1926年開始盛極而衰，到了1929年，全國職業學校僅存149所，不僅與此前數千所的數字相距甚遠，甚至不如清代末年光緒年間的發展，就連黃炎培親自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也陷入困頓。1922年，中華職業學校辦學經費嚴重虧損，不得不變賣工場，到了1925年，中華職業學校畢業生僅僅53人，而且，這些畢業生麵臨失業的尷尬處境，最終黃炎培親自出麵做工作，找到工作的畢業生也僅五六人。
同樣，南通張謇為了創辦職業教育，已經耗盡家財、負債累累。1925年，張謇及其兄弟為此花費的白銀高達350多萬銀元，占據了其企業資產的七分之一，而張謇因此負債近90萬元。一生節約勤儉的張謇，終於在1926年走完了輝煌而艱難的人生之路，身無分文、清白地離開人間。“文革”期間，南通市造反派以“破四舊”為名，掘開張謇墓地。這位生前創辦中國近代第一工業的顯赫人物，陪葬品卻隻有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另有兩個裝著張謇胎發和牙齒的金屬小盒。張謇的親屬墓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值錢的陪葬物品。致力於解決就業問題的職業學校，最終淪落到無職業可做，此時的民國職業教育已經走到了末路。
黃炎培、張謇等人職業教育救國的思想，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這樣一個曆史典故：當年曾國藩帶領軍隊和太平軍在南京作戰，在燕子磯視察的時候，他手下的一位將軍看見沿著長江逆流而上的外國輪船，大叫一聲“這個世界真的變了”，就立刻昏厥倒地。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感慨，在昏庸腐敗的清朝政府中居然還有人眼光如此敏銳。事實上，整個20世紀20年代職業教育的領袖黃炎培、張謇，也早早地感覺到“這個世界真的變了”，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堅定地推行了職業教育。
從黃炎培倡導職業教育，到今天已近百年，職業教育致力於解決的社會與教育之間脫節的鴻溝也在逐漸縫合，但是，傷口的縫合仍然會有陣痛，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也不得不麵臨“人才過剩”與“人才短缺”同時並存的尷尬。究其原因，我們的教育仍然存在著“社會是社會，教育是教育”的弊病。
民國教育人物
王國維：超越滾滾紅塵的詩意
1927年6月2日，民國時期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北京頤和園門口，一輛人力車到此停下來，一位身材不高、麵孔瘦小、腦後拖著辮子的老人下車後徑直步行到昆明湖邊。他來到排雲殿西魚藻軒前，徘徊流連，點燃一支紙煙，煙盡之後，從容地縱身躍入湖中。待被園役發現救起，隻不過幾分鍾時間，然人已氣絕。
當時圍觀之人並不知曉其真實身份，待發現這位老人腦後有辮子一根，方明白這就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隨後，又從王國維身上發現遺書一封：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隨著王國維義無反顧地縱身一躍，這一天被永遠地定格在一代國學大師之死引發的全國震驚、悲慟、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謎”之中。王國維在被公認為學術研究巔峰時期的知命之年，從容地自沉於北京西郊頤和園的昆明湖底。在其短暫的有生之年，美學家潘知常稱他“為近代中國人找到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精神綠洲”。他的死常常讓我們想起兩千年以前汨羅河畔孤獨鬱悶的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