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30日，一艘從日本駛往中國上海的客輪剛剛抵達，被譽為“世界思想領袖”、“美國教育大家”的杜威，偕同夫人、女兒正式踏上中國的土地，代表北京大學的胡適、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陶行知、江蘇教育會的蔣夢麟，早已經恭候多時。旋即在胡適等人的熱烈歡呼和簇擁下，杜威的中國之旅正式開始。這位最初打算在中國待上幾個月就回國的教育家，沒想到在中國弟子們的盛情挽留之下，從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在中國講學曆時兩年零兩個月，演講200多場，足跡遍及中國江蘇、直隸、奉天、浙江、湖南、湖北、廣東等十多個省市。這次講學活動堪稱創下民國以來西方學者來國內講學時間之最。
杜威（1859—1952），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大師，其倡導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在當時世界教育界頗具影響力。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候，許多中國留學生拜在其門下，張伯苓、胡適、陶行知、蔣夢麟、郭秉文、陳鶴琴等人，都是杜威的弟子。正是他們的極力邀請和運作，才最終促成了杜威訪華成功，並把實用主義教育觀念輻射引領到中國的教育領域，這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國內的傳播和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國內由此掀起一股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熱潮。後來發展成為二三十年代教育主要潮流的平民主義，就深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直接影響。
當時國內各大報紙幾乎都在報道杜威的中國之行，杜威南上北下的調查、講學路線的變化，報紙都跟蹤報道。在教育界杜威教育學說的試驗隨之成為主流，這給國內教育帶來一番嶄新思想的同時，也隱藏著一個生吞活剝、粗暴移植實用主義教育而導致庸俗化、機械化的弊端。
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對於恩師的此次訪華如此稱讚：“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胡適對杜威的稱讚並沒有任何的誇大，也不是給自己臉上貼金，別說在民國時期，就是在今天，我們也找不到一個西方教育家能夠在中國進行兩年的教育調查和演講而長盛不衰。甚至杜威的女兒也說，中國是父親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國內引發如此強大的影響，除了與昔日的弟子已經個個成為民國教育界的顯赫人物，經由他們宣傳和鼓吹之後，其教育觀念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和歡迎這一客觀因素有關，更重要的，是杜威的“科學知識運用是社會實踐”的實用主義教育讓中國人大開了眼界。特別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民主開放的教育觀念，在當時中國教育嚴重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背景下，非常容易觸動中國知識分子反封建的愛國情懷，其得到國內眾多知識分子的推崇也就理所當然了。這可以從當時地方軍閥對杜威的不歡迎態度上看出來。
1919年12月24日，杜威應邀去山東濟南演說，就在當天，北京方麵接到山東省督軍張樹元發來的電報，拒絕他們前去。然而當杜威等人到了山東之後，督軍、省長又表示歡迎，理由是請他們來演講，自然是不讚成的，但是，既然他們已經來了，就歡迎。當杜威等人演講結束離開濟南之後的第二天，有位山東議員質問：誰叫杜威來講演的？誰用議會的名義，得提出來查辦。不然，我明天叫幾個妓女來，在這裏開盤子。
那麼，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為什麼能夠在民國政府的眼皮底下盛行呢？這與實用主義教育自身產生的縫合彌補階級鬥爭的潤滑性質有關，特別是經曆五四狂飆運動之後，國內激進革命者宣揚的紅色十月革命給資產階級政府造成強大的壓力，而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很好地緩和了階級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麵。即使1919年國內政局極度混亂，政府對待杜威以及其實用主義教育也始終表示歡迎，這也成為國內各地實用主義教育全麵勃興的政治保障。
但是，一大批信奉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的知識分子，在並未完全理解實用主義教育精髓的情況下，生吞活剝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國內教育界肆意推行庸俗的實用主義教育，也因此鬧出諸多問題。
當時社會上有許多人使用假洋錢投機牟利，這讓國內實用主義教育家們深受觸動，想到杜威在演講中曾倡導的運用科學知識識別假貨的教育，於是便把如何識別洋錢真假的方法，編入學校的教科書中，在課堂上專門進行教育。這一行為曾經讓當年的魯迅先生大為光火。他不僅在杜威實用主義最為盛行期間寫下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就直接批評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裏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是錯誤的。乃至很久以後的1936年，他仍然難以咽下這口惡氣，憤然批評中國的一些教育家主張學校應該教授看假洋、寫呈文、做挽對春聯之類，實屬背離教育宗旨。魯迅的學生所撰《懷念我的老師——魯迅先生》一文中說：
當江蘇有些地方推行“實用主義”教育的時候，先生是不讚成的。尤其使先生覺得可笑的，是教課中有“看假洋錢”一課，來辨認銀元的真假。這真是舍本逐末。
魯迅為什麼會對杜威的實用主義如此排斥，一直存在爭議。事實上，魯迅的態度並不意味著他個人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的排斥，而是代表了當時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外來教育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種理性質疑。他們既不狂熱地推崇西方教育，以之作為解救中國教育的唯一良方，也不頑固地堅守傳統教育，而是在冷眼觀察西方教育移入中國之後的得失利弊。
以假洋錢的實用主義教育為例，國內的實用主義者主張通過科學知識教育學生懂得識別日常生活中的假洋錢，認為這就是教育的最終目的。這種把知識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教育觀念，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假洋錢流行證明的是社會客觀環境惡劣，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是教會他們如何識別真假銀元，因為消滅假洋錢不應該是學生的責任──即便這種方法最終真的能夠消滅假洋錢。這種教育實際上放棄了對學生精神世界的理性啟蒙，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一種低級庸俗的“奇技淫巧”而已，這與魯迅始終致力於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明顯相左。
當然，這裏麵也許有魯迅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的誤解，或者個人對實用主義教育的偏見，據說，魯迅在不小心收到假洋錢之後，從來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再用假洋錢到市麵上蒙混，而是拿起小榔頭將其打碎，然後投入火爐燒掉，稱之為“火化”，或者鎖在抽屜裏，不拿出使用，名之為“打入冷宮”。
其實，這個細節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以魯迅為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在1919年開始的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特殊曆史節點上，不僅對本土文化中的新與舊進行激烈思考，也對西方教育思潮大量湧入中國的問題，產生了是否適用的質疑。杜威來華後，“兒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實用主義教育思潮泛濫，魯迅本人的兒童教育觀念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以魯迅為代表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借鑒學習而不是全盤照搬的原則，包括晏陽初的平民主義、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等等，都是受到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而進一步本土化的結果。
就在杜威帶著他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紅遍國內大江南北後離開中國不到一個月時，1921年9月5日，同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教育家孟祿，在女兒的陪同下乘船抵達上海，在碼頭上受到此前親自參與邀請杜威的郭秉文、陶行知、黃炎培等人的歡迎。此後，孟祿在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調查研究和講學。1921年，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召開，孟祿在會上發表演講，這次會議最重要的議題就是重新建立學製，會後最終形成了民國以後第二個學製，即著名的“新學製”，孟祿的美國學製對“新學製”的影響作用是必然的。其言論主張不僅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會議，而且間接影響了今後的中國教育界。
不管是杜威還是孟祿的中國之行，都為五四之後思想開放的中國教育界帶來了新鮮的西方教育理念。當時在國內教育界占據話語權的重要人物，如張伯苓、郭秉文、陶行知、胡適等人，無一不是杜威和孟祿的弟子，他們在兩位老師來中國講經布道之前，便已經在中國的古老大地上播種西方教育思想的種子。
例如，極力促成杜威訪華成功的胡適，在1919年3月的教育部會場以“實驗主義”為題演講多次，演講內容通過《新青年》發表，積極介紹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為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在中國的傳播“開辟出一條道兒”，“再加些灑掃的功夫”。因此，以1919—1921年杜威、孟祿訪華調研和講學為標誌，中國教育界的西化思潮已經孕育成熟，並形成了洶湧洪流猛烈地衝擊著中國。
新舊文化的鬥爭正酣，中西文化的傾軋又起，1919年以後的中國教育，不僅需要理性的思想家質疑、反思西方教育是否真的完全適應中國，而且，在西方教育被大量嫁接到中國之後，傳播、引進西方教育的學者們自己也在檢驗、反思外來教育是否適合中華民族。於是，在中西文化積累碰撞的曆史板塊上，一股強大的彰顯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教育運動，成為這個時代教育的主流。而無論是此後的職業教育，還是平民主義教育，都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影響的結果。當然，在這個碩果結出之前，另一個重要的成就——1922年的新學製，在新舊文化、中西文化的滌蕩碰撞中誕生了。
1921年10月27日，全國教育聯合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學校係統問題，初步提出了仿效美國的“六三三製”方案。1922年9月，教育部召開學製會議；10月，全國教育聯合會在濟南召開第八屆大會，對學製係統進行複議。此後，以政府名義頒布了《新學製係統案》，俗稱“壬戌學製”。
新學製較之此前曆任學製的最大焦點，是中小學實行了“六三三製”。
“六三三製”本身就起源於美國。19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中小學實行的是“八四製”，即小學八年，中學四年。過於漫長的小學嚴重影響了中學教育和整個教育係統的發展，據考證，19世紀末，美國許多城市中讀完小學八年的學生隻有第一學年的一半，中學畢業的僅有小學一年級在校人數的十分之一。1893年12月，有人提出小學六年製的建議，但是，這種製度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普及。直至1913年，在小學六年製的基礎上，正式把中等教育區分為初中、高中各三年，由此形成中小學學製係統的“六三三製”。
1919年杜威和1921年孟祿先後來到中國講學考察之時，美國的“六三三製”已經逐漸成熟，此前已經回國的留美學生很自然受到這個學製的影響，試圖把美國先進的“六三三製”引入中國，再加上杜威和孟祿等西方學者的介紹和宣傳，在中國引入美國“六三三製”，已經成為時代的需求。
其實，這還與當時國內教育界對美國“六三三製”的了解和學習緊密相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當時世界教育的中心，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有160多人，張伯苓、胡適、陶行知、蔣夢麟、郭秉文、陳鶴琴等主導了20世紀20年代新學製改革的教育界名人，皆在這裏留過學，而他們學修的專業以及回國後從事的職業，從教育哲學、教育史，到鄉村教育、師範教育，等等，幾乎囊括了現代教育的所有學科。他們對美國“六三三製”的研究和學習，必然對中國新學製改革模式產生重大影響。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主張中學六年製的聲音會成為壓倒性的意見。
“壬戌學製”的完成，總會讓人將之與此前曆任學製進行一番優劣比較，從1902年，清代管學大臣張百熙製定欽定學堂章程，到1903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重擬學堂章程，即“癸卯學製”，中小學製過長的問題一直凸顯。以“癸卯學製”為例，中小學長達14年之久，雖然總學年較之“六三三製”不過多了兩年，但是，初等小學堂5年，高等小學堂4年，中學堂5年，這給小學教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個學製規定高等小學堂每周讀經科目必須占周學時的61%。
1912年的“壬子學製”，是民國建立後的第一個學製。它廢除了清代學製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中小學製上改為11年：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3年，中學4年，較之此前學製明顯縮短。但是，這次學製沒有解決中學學製階段劃分的問題，而且，經曆1915年袁世凱的複古逆流之後，中小學製再次陷入混亂。
“壬戌學製”的完成，把中小學製確定為12年，把小學在校時間從壬子癸醜學製的7年縮短為6年，有利於基礎教育的普及，同時，取消了小學分為國民學校和高等小學的區別，統一稱之為小學校，前4年單設的稱為初級小學校，6年合辦的稱為完全小學校。
中等教育階段的變化則是這次學製改革的最大成果。
一方麵，把中學劃分為初中和高中兩個階段，適應了中學生不同年齡階段的身心發展特點，有利於開發學生思維，塑造學生個性。據考察，當今世界各國施行的中小學學製，雖然並不相同，但是，實行“六三三製”的，占據了大多數。這說明了美國“六三三製”對於世界教育的貢獻，更說明了這種學製劃分是非常符合中小學生生理智力特點的。陶行知先生認為，新學製是“適應時勢之需求而來的”，是“應時而興的製度”，它也成為我國新中國成立前一直采用的基本學製。
另一方麵，把中學修業年限從4年改為6年。此前曆次學製改革都有不同的變化，但是，小學學製過長、中學學製過短則是通病，即使民國建立後頒布的“壬子癸醜學製”，中學在校時間也隻有4年。如此短暫的學習階段，既無法充分接受知識的學習，也給就業帶來了麻煩。當時中學畢業生能夠升入大學的隻有極少一部分人，據統計，1000個中學畢業生中隻有65個人能升入大學，剩下的絕大多數人麵臨著就業問題，而4年製的中學階段根本無法滿足職業教育的需求，大量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成為教育界絕大的問題”。當時有人批評這種學製的弊病是：在這樣學製下麵的中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無論是對升學預備來說還是對職業教育來說都不能使人滿意。
新學製對此有了明顯的規避，通過延長中學學製為6年，為中學生學習職業技能提供了充足的時間，滿足了絕大多數中學生畢業後走向社會就業的要求，較之此前曆次學製改革，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進步。
“壬戌學製”帶有明顯的美國“六三三製”印記，這個也成為此後學界對此猛烈攻擊的一個罪證。翻開中國從清朝到民國學製的曆史，每一個學製幾乎都帶著外來學製的印記。“癸卯學製”仿照了日本明治時的學製，“壬子癸醜學製”也效法日本，但是，當時是否盲從美國學製，則是值得商榷的。作為新學製基礎的廣州會議製定的學製草案，一經公布就獲得廣泛的稱讚，認為無論如何比舊學製好得多，從此中國教育上可以生出些朝氣來，一洗曆來“依樣葫蘆”教育者為學製所囿而不能活用學製的大毛病！
退一步說，對於西方學製的模仿和借鑒，全盤照搬固然不對，而一概否定也未必妥當。雖然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必然存在文化差異，但是，並不意味著不存在被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通用的文化共性，至少我們應該對外來新事物采取吸收借鑒的積極態度，而不是盲目排斥、否定一切。這正如新學製頒布之後，舒新城指出的：
外國發現一種新製，都有其特殊的曆史，我們決不相信照樣搬過來，就可以施行，也不相信件件東西都可行於中國而有利，不過一種新方法或新製度的發現，除了適應環境的機械辦法外，必有它的特殊原理和原則。此原理原則雖不能推之四海無疑，行之萬世皆準，但我們同處於一個時代的人們，總有幾分可以參考，可以采用。
所以，把新學製對美國“六三三製”的模仿看作一種簡單的照搬，是簡單而膚淺的，至少是沒有看到學製改革中的靈活性和本土化的特點。因為他們隻看到中學修業學製改為與美國一樣的6年，而忽略了“三三製”如何在與“四二製”、“二四製”的博弈中最終確定的。
在1921年的廣州會議上，對於中學6年究竟是采取“三三製”還是“四二製”、“二四製”，當時還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爭論，當時主張中學六年“三三製”的有廣東、甘肅和湖南三個省區議案；主張實行“四二製”的有黑龍江、江西、福建和直隸四個省區議案；主張“二四製”的則有雲南、浙江兩個，其中就包括教育界最著名的人物蔡元培。蔡元培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新議決之學製係統草案評》中指出，中學階段不應該實行“三三製”，應該以“四二製”為原則。由於這次年會由廣東主辦，而且，廣東在提出“三三製”的同時，並沒有排斥其他的“四二製”和“二四製”議案，最終大會采取了調停妥協的辦法，最後決定“三三製”和“四二製”並存，以“四二製”為原則，以“三三製”為例外，小學6年，也可根據地方情形定為7年，而這次大會對於新學製的最終確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