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創辦私立學校南開大學就是“教育史上的奇跡”，而且，“很可能是後人永遠無法企及的教育史上的奇跡”！陳平原先生如此稱讚南開創造的奇跡：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南開之路”非同尋常。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麼“奇跡”的話，那麼，很可能不是國立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從1898年南開中學前身嚴館時期的六個學生，發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達四千餘人的一代名校，南開的發展是“超常規”的。考慮到這幾十年間戰亂頻繁，政治、經濟環境相當惡劣，張伯苓竟能開創如此輝煌的事業，後人很難不深表敬佩。
張伯苓就是這樣一個創造民國教育史奇跡的大智者，能夠像魔術師一樣，在混亂的民國年代，在政治鬥爭漩渦的天津，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舊式封建家館變成新式學校，而且是一座不媚洋、不媚俗的，完全符合中國本土化、地方化的高等學府，其所創造的奇跡，不是指一座著名高等學府的出現，而是指其出於創新救國宗旨而創辦的高校，從封建私塾到日本教育模式，再到美國教育模式，終至本土教育模式的成功探索。
從私塾式的家館到現代新式大學，張伯苓創辦私學的教育觀念也悄然發生著改變。
在嚴氏、王氏家館教育階段，張伯苓已經嚐試采取新式的教育方法，這使得他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歡迎，也因為這個原因，張伯苓很受嚴氏家館的主人嚴修的賞識。但即便如此，嚴館和王館都不可能徹底斬斷封建社會私塾教育體製的影響，這也就有了張伯苓仿效日本教育的實踐。
日本的新式教育讓清末民初的中國教育相形見絀，然而，這種教育觀念的優越感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隨著張伯苓到美國的學習結束，借鑒日本教育模式也遭到嚴重衝擊，張伯苓意識到日本教育的成功同樣是對西方教育的模仿，但是，日本成功地將西方教育本土化，而中國教育對日本的模仿，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擺脫拾人牙慧的尷尬境地，為此，張伯苓開始了教育觀念的根本轉變：效法歐美教育，將歐美教育本土化，依據民國時期中國的特殊情況，創辦私立學校。
創辦私立學校，不容回避的是募集資金難題。當時歐美國家私立學校的募集較之中國簡單容易得多。其時，中國軍閥割據，政權更迭頻繁，戰亂四起，天津與北京的特殊地緣關係，使得天津陷入民國政治鬥爭漩渦的中心，在這樣的狀況下，張伯苓想讓南開大學生存並且發展，不可能照搬美國私立學校的資金籌集模式。張伯苓募集的南開大學的經費中，最重要的來源是官僚政客、軍閥豪紳的捐助，例如徐世昌、黎元洪、閻錫山、梁士詒、周自齊、李秀山等，有些軍閥政客聲名狼藉。據統計，軍閥們對南開的捐助，前後共計150多萬大洋。對於他們的捐款，許多人擔心一旦接受就會讓南開大學沾染不良名聲，但是，張伯苓的回答極富辯證色彩：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問題是如何能夠做到用“糞水”澆花而保持鮮花的純潔和芬芳。張伯苓的教育智慧在於對捐助者的心理和當時社會形勢的準確判斷。
軍閥政客忙於爭奪權力，如何肯掏腰包捐助私立學校？這在一般人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張伯苓對此有著清醒而精確的認識，因為在他看來，不論誰當政，都不會公然禁止興辦教育，一個爭權奪勢者，不論他是怎樣地作惡，但在得勢之後，總希望落得個美名，也想把他的子女送進一個好學校，讓他們誇耀自己。
私立學校能否生存完全依靠能否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其中，學費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如果學費太低，學校經營就存在問題；如果學費太高，學生又不願意來上，學校也將無法生存。
當時一個學生的繳費標準是：學費60元；宿費32元；體育費3元；印刷費2元；普通預償費10元；膳費每月約8元及實驗費等他項。旁聽生、試讀生等上述費用均需加倍。而當時國立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的學費每年僅僅需要10元左右，與國立大學比較起來，南開大學是毫無爭議的貴族學校，連張伯苓自己也說：“吾嚐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
張伯苓堅持不以學費作為維持大學經營的主要資金，由此避免了大規模擴招增加經濟收入而降低教育質量的殺雞取卵行為。張伯苓既不肯多收學費，廣招學生，以增加收入，又不肯多設大班，減輕設備，以省開支；理工各科無論矣，即文商各科，亦必班限其小，課限其勤，以與理工同切實。
這一教育觀念是極具長遠目光的，雖然短時間內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南開大學，但是南開大學的教育質量得以保證，並且不斷提升，最終贏得了巨大的市場，而當時國內與南開同時創辦的私立學校眾多，“如東北、西南、東南、河北、鄂大及廈門等，皆聳動一時。而至今除東南、廈門與南開大學三校外，他將成為泡影，或至今尚未實現”。
張伯苓從軍閥政客手中募捐，卻保持了南開大學辦學的獨立性，從未出現軍閥政客政治幹涉南開的情況，南開也不因軍閥政客的資助而卑躬屈膝，始終堅持獨立科學的教育發展方向。但是，如何維持與官僚政客們之間的關係，必須把握適當的尺度：對待捐助者太寬鬆，則容易影響南開大學聲譽；對待他們太嚴厲，則無法從他們那裏募捐銀子。張伯苓的經驗是不拿學校做交易，而是適當給予捐助者回報。例如，黎元洪的兒子黎紹基，沒有入學，卻發給了南開大學的文憑；軍閥劉鎮華的侄子留級數次，最終也發給了文憑。但是，這些軍閥政客都是長期捐助學校的人，張伯苓為他們開後門，一方麵固然出於無奈，另一方麵，也是對這些長期捐助者的回報。而對於那些並非長期捐助者卻想通過金錢交易文憑的，他則堅決說不，這就避免了捐助交易文憑的泛濫。
故作清高者往往骨子裏都是汙濁，真正的高尚並非與銅臭之氣絕緣，“出汙泥而不染”才是最令人敬佩的高尚。張伯苓將這一古代儒家修身至高標準用於私立教育創辦上，且成就了後來的南開大學，這種經驗是特別值得今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高校解決社會捐助問題吸收和借鑒的。
1922年，新學製通令全國之後，張伯苓的本土化教育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他在兩個方麵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一是注重對學生實際應用、創新能力的培養，讓學生融入現實社會，另一個則是“新道德”教育。
張伯苓深諳中國教育割裂社會、學生學習普遍脫離社會現實的弊端，為此，南開大學在課程設置上，注重中國現實問題和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密切學生和社會的聯係。南開大學專門開設了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課程，學校相繼建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東北研究會、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所三個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機構。這種針對中國現實問題而設置的研究機構，在國內大學是獨樹一幟的。學校還專門成立了社會觀察委員會，製定六項社會觀察目標培養學生實際觀察力。即使對於演講，他也注重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不讓演講流於空談，每次演講時，均由學校設法約請專門研究以上各種問題之人，作簡明介紹，使學生對於此種問題，皆有相當之常識和了解，並由此引起他們研究各種問題的興趣與欲望。
“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這是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大師康德的經典名言。能夠與大自然一樣永恒的道德，始終不會因新舊社會的滌蕩而失去金屬般的光澤。張伯苓的“新道德”教育總會令人想起西方哲學大師的道德律令。
發展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而人才必不可缺少新道德。張伯苓的新教育並沒有把知識放在第一位，取而代之的是“新道德”。
那麼，張伯苓的“新道德”指的是什麼呢？1919年12月，張伯苓在“修身班”講演時指出：
今因於社會進步上著想，吾等當另定道德標準，謂“凡人能於社會公共事業，盡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則，無道德可言。易言之，即凡於社會上有效勞之能力者，Social efficiency則有道德，否則無道德。”
這就是張伯苓的新道德教育的內容：既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封建社會道德觀念，也不是純粹個體的修身養性，而是以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為重的現實社會責任感。
張伯苓在南開全麵推行的新道德教育，還具體落實到了學生的日常生活行為準則上。當時的南開規定：學生嚴禁吸食鴉片、酗酒、嫖娼、賭博和早婚，違反者一律開除。每周三下午有修身課，周六下午有全校大會操。要求學生時刻精神飽滿，生氣勃勃。為了讓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他在教室樓門側立巨鏡一麵，鏡銘曰：麵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為了教育學生養成節儉美德，張伯苓以身作則，體現“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學生，必先教育自己”的教育準則。據資料記載，張伯苓每次外出北京，都坐三等火車，所住的地方是前門施家胡同的北京旅店，旅店費用較之其他旅店價格十分低廉，如此節約美德自然影響身邊同事和學生，乃至南開大學初期就養成了節儉校風。隻要晚上明月當空，校工們就自覺關閉路燈，以節省用電。這在當時國內大學實屬罕見。
據說，有一次上修身課，張伯苓看見一個學生手指被煙熏得焦黃，便指著他說：看你，把手熏得那麼黃！吸煙對青年人的身體有害，你應該戒掉它。不想學生竟答：您不是也吸煙嗎，怎麼說我呢？學生此語令張伯苓深為震動，他立刻叫來校工，將自己所存呂宋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校工惜之，張伯苓說：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決心，從此今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此後，南開在校生再無吸煙者，張伯苓也終生未再吸煙。
英國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曾說：
大學的使命是探究人類物理世界到精神世界發展的曆史。大學從事的是人的教育，它不同於簡單的教學。大學應該培養學生判斷事物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成功者必須的社會和個人品質。
作為世界第一流大學，牛津大學的高端教育一直令國人豔羨不已。雖然目前國內尚沒有一所大學能與之相比，但是，如果我們細細品味民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教育理念，我們就不會對此自慚形穢，因為早在20世紀20年代，張伯苓的教育理念與之相比並無二致。
曆史上的張伯苓，留給後人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角色：中國奧運第一人。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席卷全國。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國內大革命失敗。不足十年的時間，國內政治風起雲湧，沉浮不定，這注定是一個令人唏噓的亂世。亂世之中，群氓可以迷惑不知所往，但是，知識分子呢？他們需要在曆史的歧路口為群氓找到正確的方向。張伯苓在這段混亂不堪的曆史歲月中，能夠穿透曆史迷霧，為中國體育教育找到通往世界奧林匹克之路，由此被稱為“中國奧運第一人”。
1907年10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的天津第五屆學校運動會上頒獎儀式上，張伯苓以《雅典的奧運會》為題發表演說，明確表達了中國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願望。研究者指出，張伯苓是曆史上明確提出中國要參加奧運會，並提出一些措施來實現這一主張的第一個中國人。
張伯苓的體育教育探索早在主持嚴氏家館時期就顯示出來，他在家庭私塾式的學館裏麵設置了體育課程，為學生講授和陪同練習足球、騎自行車等當時新式體育，由於體育器械缺乏，他就帶領學生自己動手製作體育器材。例如，在讓學生跳高的時候，他就在院子裏放兩張椅子，架上一根竹竿，然後讓學生把辮子盤在頭頂上，撩起長袍的前襟開始練習。這種新式的體育活動在當時被認為是耳目一新的罕見之舉。
為了實現他的中國體育走向奧林匹克大家庭之夢，張伯苓在體育教育上進行了精心的探索，他的體育教育理念是實現全民體育教育思想，體育教育常態化、全民化。針對國內學校體育教學非全民化的不良傾向，張伯苓認為少數學生運動技術固然應該提高，但是，全體學生的身體鍛煉，更應該注意。也就是說，一個民族想在奧林匹克體育運動中能夠走得更遠，絕不可以僅僅依靠少數精英運動員，體育強國是建立在全民體育教育的基礎上的。
遺憾的是，這種體育全民化的教育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引起我國大學體育教育的重視。學者研究揭示，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雖然以51枚金牌數遠超美國的36枚。但是，相比之下，中國大部分都是專業運動員，而美國大部分則是大學生，僅美國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就有120人參加，這三所學校的運動員共獲得22枚金牌，占美國金牌總數的近三分之二。
相比之下，我國的金牌絕大多數是通過專業運動員獲取的，獲得金牌的大學生微乎其微，這暴露了我國體育運動與高校的脫節，尤其是體育運動仍然沒有實現常態化、全民化的目標。而《中國教育報》的報道，更道出了我國體育教育失去全民化的危險：教育部聯合國家體育總局等單位對1985—2005年的青少年健康狀況開展普查工作，調查結果顯示，我國青少年體能素質在1995年之後下降幅度增大，學生肺活量下降明顯，超重肥胖學生比例迅速增加，視力不良率初中為58%，高中為76%，大學生達83%。看來，我們真的到了不得不認真反思張伯苓先生的體育教育思想的時候了。
體育教育全民化，還需要衝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現實，恢複女子與男子平等的體育教育地位和尊嚴，這也是奧林匹克體育最終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張伯苓倡導的女子體育教育，開啟了民國時期女子參加體育運動風氣之先河。
1902年，張伯苓在嚴氏家館任教期間就開始嚐試女子體育教育。1923年秋天，南開女中正式成立，張伯苓把體育教育運用於女子教育上，專門聘請了體育教員到女中任職。1924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成立，張伯苓擔任名譽會長，此後多年長期擔任主要領導成員，積極推進全國體育運動會，並且按照國際規範進行訓練與比賽，為中國體育與國際奧運會接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26年11月，張伯苓為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學校建校四周年題詞：“強我種族，體育為先，平均男女，促進健全。”在張伯苓的女子體育教育積極推動下，女子田徑、籃球、排球、網球等被列為1930年4月舉辦的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的正式比賽項目。張伯苓在這場體育教育中，成功地完成了重視體育到女子體育再到全國體育的“三級跳”，這在整個民國時代體育教育史上是無人比肩的。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病逝於天津，他在遺囑中尚不忘囑托後人：
凡餘所嚐致力而未逮之科學教育，健康教育，愛國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與我同學共勉者，今將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見諸實施。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奧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員，而且是舉足輕重的一員，而中國體育事業的進步和成就也算是圓了張伯苓先生一百年前的夢想。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曾這樣說：2008年8月，北京與全中國人民將邀請世界各國人民歡聚一堂，共同慶賀奧林匹克盛事。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國成為奧林匹克事業的一部分。
參加奧林匹克之夢雖然圓了，但是，這並不等於實現了張伯苓體育教育思想的目標。在某種意義上，如果僅僅把參加奧運會作為張伯苓體育教育思想的目的，其實在誤解和扭曲這位教育家的本旨。張伯苓的體育教育思想核心理念並不在於中國參加奧運會，而是如何通過體育提升國民身體素質、健全人格、增強民族團結和凝聚力，讓體育全麵化而不是專業化。也就是說，奧運會上獲得多少金牌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國國民如何能夠通過體育教育獲得從生理到心理的提升，才是我們最應關切與思考的，而這無疑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