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上海，一份名叫《青年雜誌》的刊物帶著濃濃的油墨味正式發行，刊物的主編是一個署名陳獨秀的人。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1879年10月出生於皖南懷寧一個富裕的紳士家庭，早年曾經留學日本。這個當時在上海灘毫無名氣的主編，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激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科學進取，能夠成為觀念更新和自身覺悟的新一代青年。
此時的上海已經成為現代大眾出版的中心，各種輕鬆消遣的娛樂和嚴肅科學的學術刊物充斥這座繁華的遠東大都市，前者有風靡上海灘的《滑稽時報》、《鶯花雜誌》、《笑林雜誌》等著名月刊，後者則有鼎鼎大名的《大中華》、《國學》等。《青年雜誌》置身於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之中，其前景不僅難以被出版界看好，就連創辦者陳獨秀自己也不敢奢望一舉成名。在創辦該雜誌之前，陳獨秀最樂觀的想法是“隻要十年八年的功夫”，這個雜誌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曆史沒有讓充滿戰鬥愛國熱情的陳獨秀用“十年八年的功夫”，僅僅兩年的時間，《新青年》就在上海灘闖下了一片天地，成為上海出版界中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刊物，尤其凝聚了當時國內青年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陳獨秀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知識青年，成為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成就和影響力，自梁啟超和他的《新民叢報》以來，還沒有其他人、其他雜誌能做到這一點。
這份刊物最初命名為《青年雜誌》，因為把救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充滿熱情朝氣的青年一代身上。但是，經曆數千年封建專製禁錮，青年身上沾染的舊社會習氣讓其暮氣沉沉、老氣橫秋。挽救國家的希望不僅是青年，還應該是不同於舊社會陣營中的青年。巧合的是，當時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創辦了《上海青年》周報，為了避免重複，《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正式改名為《新青年》。是年，陳獨秀發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嚴厲批評中國教育現狀，熱烈介紹西洋先進教育觀念，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引導。
1917年1月，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極力邀請之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對於蔡元培的北大任教邀請，此前陳獨秀曾態度堅決地表示拒絕，因為他不願意離開已經如日中天的《新青年》。即使《新青年》隨他從上海搬遷至北京，陳獨秀也擔心這次搬遷將會嚴重影響《新青年》的發行，但是，他的這種擔心和顧慮顯然是多餘的。
此時的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引領下，正發展成為國內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大本營。大批思想開放的青年學生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先進知識分子，首先成了《新青年》的讀者，魯迅、周作人、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人，都加入到《新青年》雜誌的編寫和創作隊伍中，使得《新青年》銷路一路飆升，發行量從1000份迅速擴大到16000份。北遷之後的《新青年》不僅一如既往地延續了創辦時候的革命宗旨，而且批判的精神更加激烈，正如陳獨秀號召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新青年》六卷一號上，發表了陳獨秀執筆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科學和民主，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上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帶著這樣的革命激情，裹挾著思想自由的洪流，《新青年》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新文化運動在當時如同一股洪水猛獸衝擊著社會的各個領域，教育改革成為其中的一個關鍵內容。以《新青年》雜誌為大本營，教育改革思潮隨之風起雲湧。其中，倡導白話文、呼喚平民文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旗幟，在當時獲得了普遍的掌聲和讚譽。在這場以白話文破除舊教育從而走向平民主義的教育運動中，與其說《新青年》是一大陣地，不如說其是一所學校，一所容納當時先進知識分子教育改革實驗或教育夢想編織的社會學校。胡適、周作人等人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人物。
1916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此後，陳獨秀親自操刀上陣，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號召白話文改革，向文言文教育宣戰。但是，堅持文言文教育的守舊派們對此無動於衷。為了徹底摧毀文言文教育體製，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對白話文革命的主張猛烈批評，然後，劉半農發表《複王敬軒書》一文對前文加以反駁，以此引起當時社會的普遍關注。此時舊派人物林紓等人按捺不住，紛紛上陣發表文章為古文辯護，以《新青年》為中心的眾多報紙上，新舊文化之爭論日趨高潮。
對此，我們可以從當時北京大學舊派學者對白話文的貶低和攻擊上，看出白話文教育革命的激烈。例如林損先生，在其唐詩課上，上課前總要喝半瓶葡萄酒，臉紅紅地走上講台，常常由罵胡適之的新式標點開場，總是半堂課過去了還回不到唐詩中。當時北京大學最著名的狂人黃侃，在課堂上猛烈攻擊白話文。據親自聽過黃侃先生功課的楊亮功回憶：
他抨擊白話文不遺餘力，每次上課必定對白話文痛罵一番，然後才開始講課。五十分鍾上課時間，大約有三十分鍾要用在罵白話文上麵。他罵的對象為胡適之、沈尹默、錢玄同幾位先生。
白話文運動既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也是一次教育模式革新。作為傳統語言教育的基本工具，文言文在中國教育曆史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較之通俗淺顯的白話文，文言文無疑顯得過於晦澀拗口。白話文改革的呼聲實際上意味著向文言文教育的宣戰。從《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出版，到國內無數報紙雜誌改用新式語言，教育領域的白話文革命成為當時學界關注的焦點。
經曆新文化運動對白話文的強烈呼喚，教育領域的語言改革在1920年獲得了重大進展。1919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了改中小學國文科為國語科，教育部明令公布了全國各小學校一、二年級國文改用語體文教學，並且規定，到1922年之前，凡是舊時所編寫的文言文教科書一律廢止，全部改為語體文；中學各科教科書，也逐漸向語體文改變；大學的講義，逐步采取語體文。新文化運動終於在國語教育和白話文教學上，獲得了碩果。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五號上，刊登了署名魯迅的《狂人日記》。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以一個封建社會叛逆者“狂人”的精神活動為對象，揭露中國幾千年來吃人的本質，控訴了封建孔孟教育思想奴化人民的“吃人”本質。此文一出，教育界、文學界一片嘩然，魯迅的文章如同《皇帝新裝》裏的那個孩童，第一次撕開人們內心想說而不敢說的事實真相，宣告了“立人”教育對於當下中國的迫切意義：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曆史往往充滿著荒謬，魯迅本來以義無反顧的心態放棄醫學，選取文學作為終身事業。但是，他在清末民初教育領域的建樹更似一位醫生，用一把深入思想靈魂深處的手術刀，切除國民的劣根性。他的一切關於兒童教育、青年教育、婦女教育的主張，都在堅持“立人”的宗旨，使之具有“人”的價值和尊嚴。
一個群氓湧動的時代固然可悲，但更可怕的是，當一個領袖呐喊著奴隸們砸斷鐐銬奔向自由王國，卻沒有出現應者雲集的場景。這種死寂的冷漠與頑固，就如一道永遠不可攻破的鐵幕，糾纏著魯迅和他的“立人”教育實踐活動。如果說在民國初年的中國，有哪一個教育家對中國人性的現狀揭示最為深刻、最為精確，哪種教育觀念最符合中國現實，應是魯迅和他的“立人”教育。這從他在《新青年》發表的《狂人日記》中的憤怒呼號可以看出：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這是魯迅《狂人日記》小說的結尾。1918年的中國，“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城市的上空黑雲壓城城欲摧，鄉村裏的人們熟睡不醒，遠處的狗吠聲不時地從黑魆魆中蕩來不安和惶恐，夜行人的眼中閃著藍幽幽的光，親人的眼中也飄忽著易子相食的冷光。社會動蕩、戰亂四起、盜匪橫行，爛透了的社會令魯迅絕望，更讓他憤恨。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會責任感，讓魯迅無法平息內心躁動不安的情緒，他無法像某些“有閑”的知識分子那樣，躲在書齋裏品茗閑聊，打發慵懶的時光。他坐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裏，雖然“枯坐終日，極無聊賴”，但是，文學教育卻讓他心中激蕩不安、熱血沸騰。他要用文學實現教育國民的重任，用文學來救贖愚昧麻木的國民，用文學挽救被摧殘的中國兒童，由此在民國時代兒童教育世界裏，開創了最刻骨銘心的一個向度。
民國初期的孩子，究竟麵臨怎樣的教育環境？1918年8月29日，魯迅撰文深刻揭露民國初期國內兒童教育的不堪景象：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但是，我們卻不能說中國的兒童缺少教育，恰恰相反，中國的兒童教育有著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並且，各種各樣的兒童教育方法一直被奉為圭臬或範式，也正是這種教育殘害、扼殺了活潑的兒童天性。現在，魯迅以教育專家的姿態，批評中國家庭兒童教育的弊端和缺陷：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隻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麵，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嗬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麵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E。希爾斯說：“教育是傳統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媒介，是一個移植傳統的過程。”民國教育不僅傳承了曆史上民眾習以為常的寵愛教育和打罵教育，還有禁錮教育、教唆教育等等方法。要麼把兒童禁錮起來，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要麼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結果往往事與願違。無數家庭為社會輸送大批“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或者“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
在中國，孩子一直被認為未來的希望，對於家庭而言，其要承擔家族振興、光宗耀祖之重任；對於國家而言，則要肩負中華崛起、民族複興之使命。正如魯迅所說，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20年後中國的情形。“立國”的希望在於“立人”，而“立人”的希望則在於孩童。孩子的天性是純真無邪的，追求快樂、喜好活動，都是孩子天性使然。魯迅眼中的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
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如此深刻的隔膜。在中國封建教育製度下，孩子的天性不僅消失殆盡，而且增添了惡俗暴戾之氣。可是，我們能夠心安理得地將所有責任都推給現實社會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中國數千年來的教育曆史證明，後天教育的作用遠比先天客觀環境對孩子的影響更為深刻。正如魯迅所說，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遺憾的是，我們對孩子並沒有施用這種教育，而是施用了一種奴化教育：
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