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四]1919年:新文化運動與教育改革(3 / 3)

魯迅在國內的第一次教育任職開始於1909年。是年7月,魯迅從日本回國,結束了前後長達7年的留學生活;8月,受聘於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擔任教員工作,直至1927年離開教學職務,從事純粹的文學寫作。在長達18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先後執教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紹興師範學校、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多家學校。辛亥革命後,長期供職於民國中央政府教育部。

魯迅留學時期的日本,早已經曆明治維新的滌蕩衝擊,教育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朝氣蓬勃的姿態與老邁腐朽的晚清形成鮮明對比。這讓急切盼望改變中國落後腐朽現狀的青年魯迅,很容易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在他後來倡導的教育觀念中,我們不難發現當時日本先進教育思想對其的影響。

世人皆知魯迅文章如同匕首和投槍,尖銳犀利,刺穿沒落晚清和民國初年一切醜陋的社會現象,殊不知他的教育思想更勝過匕首和投槍。而且,正所謂大象無形,魯迅並不像蔡元培、陶行知、葉聖陶等人那樣擁有係統的、專門的教育論著,他的教育思想貫穿在他多年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散落在浩瀚多彩的文學作品裏,浸染在偉岸高尚的人格中。這種無形而至高的教育觀念,如同柔弱的水流,肆意充盈民國人性教育的所有空間,然後產生驚人的爆炸衝擊力量,切入國民靈魂的最痛處。這就是魯迅的“立人”教育。

“立人”,即去除國民奴性,樹立健全人格之意也。在魯迅看來,教育的根本任務“首在立人”,隻有“人立而後凡事舉”。立人先立己。隻有自己首先具備高尚的人格,才能幫助教育對象獲得人格的提升。我們可以從兩件小事上看出清末民初時期魯迅“立人”教育思想形成的軌跡,也可以以此切近魯迅立人教育思想世界。

立起民族的尊嚴,是魯迅實施立人教育思想實踐活動的第一步。這可以從魯迅剪辮子事件說起。1902年,魯迅以優異的成績從礦路學堂畢業,被派往日本公費留學。3月24日,日本輪船大貞號從南京啟程,取道上海奔赴日本。在日本東京弘文書院,他在“江南班”第一個剪掉了象征著屈辱的辮子,在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

晚清時期的日本,對於國內革命者而言,簡直是一座逃亡的樂園。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在國內遭到通緝之時,往往跑到日本躲避。留學生中到處鼓湧著革命的暗流,魯迅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受到革命情緒的影響,剃發明誌自然不足為奇。稍後也來日本弘文學院留學的許壽裳,在後來回憶魯迅的文章《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

留學生初到,大抵留著辮子,把它散盤在囟門上,以便戴帽。……我不耐煩盤發,……就在到東京的頭一天,把煩惱絲剪掉了。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監督——官費生每省有監督一人,名為率領學生出國,其實在東毫無事情,連言語也不通,習俗也不曉,真是官樣文章——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為和一位錢姓的女子有奸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裏示眾,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隻得狼狽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剪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著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曆久如新。

年青的魯迅,毫不畏懼官方停止資助公費、遣返回國的嚴重後果,第一個剪掉辮子,足可見其對現實社會黑暗之憤懣、對重塑民族氣節人格之急切。正如此事之後,他題贈摯友許壽裳先生的一首詩中所言:“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如此大義凜然之崇高情懷,在青年時代的魯迅心中已經形成,成為支撐他此後教育活動、折服學生的基本品質。而魯迅回國後對國民“立人”教育的第一課,也是以自己減去辮子的勇敢行為,向學生灌輸斬除奴性,樹立反抗壓迫的“立人”觀念。魯迅所渴望的國民,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人,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

1910年9月,魯迅任職紹興府中學堂。此時的中國正值辛亥革命前夜,晚清政權岌岌可危,封建帝王官僚們嗅到空氣中愈來愈濃的革命氣息,對此甚為恐懼,對於有可能引發革命的一切新鮮觀點都采取嚴厲打壓措施。在日本已經減去辮子的魯迅,成為學校裏唯一沒有辮子的教師,自然受到官僚集團的“特別關照”,乃至在學校任職期間,同事們往往唯恐避之而不及,害怕因為和魯迅交往而遭受牽連,魯迅卻毫不在意。此事對當時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追求進步而不敢剪辮子的學生,受到魯迅的影響,終於掀起剪辮子的學潮,此舉甚至從紹興府中學迅速波及其他學校,成為當時紹興教育界的重大事件。

這種情形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後來清華園中的王國維,當全國人都剪掉辮子響應革命的時候,王國維帶著腦後的一根辮子旁若無人地走在清華園中。而魯迅則在民國前夜舉國百姓腦袋後麵晃著辮子的情況下,以革命者的姿態傲然行走於校園,在學生們或驚詫、或欽佩、或鄙視的眼光中,以高傲的姿態,向學生無言地宣示著他的教育觀念。

恢複個人的尊嚴,讓國民不再跪拜於封建權威塑造的偶像的腳下,徹底掃清“想做奴隸而不得”、“暫時做穩了奴隸”的奴化思想,則是步入人生中年的魯迅留給今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此,魯迅致力於讓習慣於跪下的國民不再迷信經書,打破孔孟之道,恢複國民做人的尊嚴。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就對學生跪拜於封建孔子之禮表示極大憤慨,後來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回憶說:“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禦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當一個人以信徒般的虔誠長期膜拜於偶像的腳下,你若讓他恢複站立的姿態,這是何等困難的事情啊。魯迅要讓學生勇敢地站立起來,必然要遭遇塑造偶像者們的鎮壓。1909年8月,魯迅接受校長沈鈞儒邀請,任職於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到了11月,風雲突變,校長沈鈞儒辭職。新任校長夏震武奉行忠君尊孔教育觀念,要求學校教務長許壽裳陪他“謁聖”,讓所有教師必須在孔子像前跪下,並且以封建社會下屬拜見上司的禮節與他相見。如此倒退反動的教育主張遭到魯迅等人的強烈反對,魯迅等教師憤然辭職。此舉在學生中引發巨大反響,進步學生強烈抵製夏震武的教育管理主張。由於夏氏頑固木訥,學校進步師生稱其為“夏木瓜”,此次風潮遂被稱之為“木瓜之役”。魯迅在此次風潮中,表現出了強烈的反抗奴化教育的思想,這也成為他此後民國時代立人教育的核心思想。

立人教育實施的困難不僅在於奴化階級的反對和鎮壓,更在於被奴化的學生們因為長期沒有站立而喪失了做人的主動意識,習慣性地形成了跪拜的心態。對此,魯迅極力激發學生內心的主動意識,向學生灌輸不畏犧牲的精神和勇氣。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的爆炸衝擊波從武漢向全國蔓延。杭州光複後,以魯迅的學生為主的越社在紹興召開了大會,在魯迅的帶領下,學生們集體到街上宣傳革命。當時有學生問:“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魯迅嚴正地告訴學生:“你手上的指揮刀作什麼用的?”如此豪邁氣概,正是在踐行他為了恢複做人的尊嚴而不惜犧牲的“立人”主張。

“夏木瓜”的奴化教育政策、學生們長期被奴化的思想意識,都在考驗著魯迅“立人”教育的成色,最大的困難遠不是這些。魯迅的“立人”教育試圖讓全國人民勇敢地站立起來,而當政者的最大心願卻是讓人民永遠跪伏在自己的腳下,更尖銳的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1913年8月,袁世凱頒布《通令尊孔聖文》,在全國教育範圍內推行奴化思想,教育總長汪大燮更是命令教育部全體部員到國子監拜祭孔子。魯迅憤恨地痛斥此舉為“真一笑話”。

1916年,範源濂在任職教育總長期間,再次推行“祭孔讀經”教育主張。魯迅與同在教育部任職的許壽裳、楊莘士等人,聯名寫信表示堅決反對。魯迅堅稱,學校學風如何,都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教育界裏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現在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哪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和方法罷了。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此文的發表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事件。從此,一個嚴厲批判國民劣根性的革命戰士屹立在民國文壇。

正如魯迅的作品在學界存在爭議一樣,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一直是民國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在許多人的筆下,既有魯迅被描寫成有民族擔當的革命鬥士的褒揚,卻也不乏言其心胸狹隘、睚眥必報之類的詆毀。今天我們不必為魯迅澄清什麼事實,我們隻要看看這位被學界描繪得色彩過於濃烈的作家,是如何對待周作人的孩子的,就大約可以明白大人物的平凡心。

在魯迅和周作人失和之前,他一直視周作人的孩子為己出,更可貴的是,他對侄兒們的教育方式,始終堅持著“以幼者為本位”、恢複孩子天性、解放束縛的兒童教育理念,直至1923年兄弟失和。

1913年,魯迅回鄉省親其間,給二弟的孩子買玩具;

1915年,魯迅給二弟寄東西時,包括“陝西玩具十餘事”;

1916年,魯迅省親途中,在上海購買玩具5種;

1919年,魯迅購買八道灣住宅,與兄弟同住,主要原因在於“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

1921年,魯迅購買玩具十餘事分與諸兒;

1922年,魯迅購買泥製小動物40個,分給諸兒。

這些極其瑣碎平常的活動,展示的絕非僅是作為伯父的魯迅對侄兒侄女的親情,更多的是他試圖給孩子一個天真快樂的教育環境,滿足孩子對無拘無束的生活追求的願望。他們一反當時家庭教育盛行的放縱與棒喝,還給孩子們一片純淨的天空、一片自由的土壤。這就是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的真性情。

被稱為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陽初,為滿目瘡痍的中國創造性地引入了平民教育的洪流,扮演了開啟蒙昧民眾心智的教父角色,中華大地到處激蕩著如火如焰、如海如潮的教育熱情。

1919,這一年,民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被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點燃,自清末開始鬱結了數十年的憤懣和屈辱,最終在愛國學生們的奮力一擊中,變成當時向世界宣示中華民族尊嚴的最強音,預示著一個新思想的時代已經來臨。

1927,這一年,國共兩黨合作宣告失敗,數年之久的國內大革命洪流最終演變為背叛革命者對人民的血腥屠殺,血雨腥風、白色恐怖已不足以概括此時真實的中國,隆隆的內戰槍炮聲中,漫卷詩書的知識分子將何去何從?

曆史留給民國教育家們的時間板塊過於局促狹小,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將之作為創造功績的大舞台。經曆了清末民初經緯萬端的紛亂,教育家們一度把強國教育之夢寄希望於歐風美雨,歐美教育在民國的學校裏遍地開花,卻沒有結出令人期待的果實。民國教育家們再次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滿目瘡痍、江河零落,卻蘊藏著勃勃生機、點點希望。

1920—1927年,西風依然強勁,隻是民國大地上的知識分子不再盲目狂熱,終成民族化、本土化的時代旋律,這是民國教育史上的奇跡。他們對西方教育的土貨化改造,孕育了舊式教育革新的種子,更孕育了西方新式教育自身適應中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