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教育觀念下，舉國的孩童難逃“奴性意識”和“奴性人格”的深淵。解放孩子的教育桎梏，還原孩子快樂活潑的天性，成為魯迅在民國初期兒童教育理念的基本內容。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故鄉》、《社戲》等作品中，塑造了許多可愛的鄉村孩童的形象。閏土、雙喜等孩子雖然貧窮，但卻擁有純樸善良的美德，他們看起來是文學作品塑造的形象，其實是對現實中國兒童教育困境的真實折射。
這並非是文學家的想象，也絕非紙上談兵。魯迅對中國兒童教育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自己曾經親身經曆私塾教育的僵化和戕害。因為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完全把孩子當作木偶一樣地灌輸倫理知識。為此，他要把自己經曆的教育之痛，加以總結和批判。他不容許這樣的教育摧殘自己的下一代，也不能容忍這樣的悲劇發生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對此，我們不妨聽聽他的夫人許廣平對他關注兒童教育原因的解釋：
他自己生長於大家庭中，一切戕賊兒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記得最真，絕對不肯讓第二代的孩子再嚐到他所受的一切。
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剛發表，立刻引發社會的普遍關注。陳獨秀專門去信魯迅，說“豫才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這篇飽含魯迅兒童教育改革思想的檄文，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教育改革的標誌。
1919年10月，魯迅完成了著名的教育論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篇看似文學作品的論文，直麵民國兒童教育的慘狀和陰暗，深刻而係統地闡釋了他“以幼者為本位”的解放兒童的教育觀：
沒有法，便隻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曆史的洪流可以輕易掃蕩一切社會製度腐朽和敗落，但是，在人類思想的痼疾麵前，哪怕是幾千年的曆史光景，也許都會顯得無足輕重。在兒童教育問題上，便是如此。即使是魯迅，他以啟蒙思想家姿態，教育民國初期的兒童樹立真正的“做人”的意識，卻也不得不感歎中國兒童教育痼疾難除，一度懷疑自己的兒童教育啟蒙不過是“做醉蝦的幫手”。
法國思想家蒙田說：“擺在人類知識麵前的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似乎就是正確地撫養和教育兒童。”
關於中國民族的兒童教育問題，可以談論的話題實在太多，然而，在當時“黑漆漆不知是日是夜”的時代，魯迅說得已經足夠多、足夠深刻了。百年過去了，當我們回憶魯迅先生啟蒙民族“立人”的教育，尤其是啟蒙兒童成為真正的人的主張，固然能夠喚起我們心底無限的曆史感動，但我們也往往會忽略現實社會中的“立人”教育和兒童啟蒙教育，是否已經徹底實現了魯迅先生的理想。
今天，已經遠離魯迅兒童教育的時代一個世紀，兒童們既不可能受到封建倫理的戕害，也不會發生“吃人”的教育悲劇。但是，家庭兒童教育是否真正完全擺脫了魯迅批判的那種扼殺天性、以長者為本位的桎梏呢？被溺愛而失去獅子勇氣的“小皇帝”，被棍棒打得沒了脾氣的“好孩子”，在社會上比比皆是，這究竟是現代家庭教育的失敗，還是魯迅兒童教育未竟之事業？我們的家長是否可以毫無愧疚地說，我們對孩子的教育就是讓他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12年到1913年的壬子癸醜學製，對女子教育的改革已經露出端倪，特別是初等小學生可以男女同校的規定，算是對封建社會男權社會剝奪女子教育權利的嚴厲打擊。此後，各種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學校的湧現，為民國初年女子教育改革抹上了厚重的一筆。但是，在當時封建教育的僵化體製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女子教育改革邁出的步伐多少顯得過於謹小慎微，乃至以打破封建教育舊體製著名的壬子癸醜學製本身，在女子教育的規定上都顯示了尚未能完全隔斷封建觀念影響的胎記。例如，當時學製就規定了女子免試體操，另外數學、物理等科目的學時數，女生也少於男生。這樣的規定本身就意味著對女性智力低於男性的歧視，即使我們不認為民國之初的教育家們在主觀上有意識地歧視女性，因為這與當時女性教育的經驗匱乏等客觀因素相關，可是，我們卻無法否認新文化運動之前的中國女性教育領域，還是顯得過於荒涼而寂寥。
1914年，湯化龍拋出著名的女子教育在於使其將來“足為良妻賢母，可以維持家庭而已”的觀念，成為女子教育的逆流；1915年，袁世凱頒布了《國民學校令》，隻允許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同學合班上課，三年級以上男女學生，隻能同校，不可同級。1917年，當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年會，向教育部提出了推廣女子教育的議案，此議案在第二年得到落實。直至1919年之前，全國僅有中學400多所，而公私立女子中學僅僅占據10所，女子教育改革已經勢在必行。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劉半農、胡適等人，再一次承擔起了為中國女子教育爭取權利的曆史使命。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就開始關注中國女子到學堂接受教育的問題，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年輕的胡適就撰文公然批評女子不能進入學堂接受教育的陳規鄙俗，他大聲疾呼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是廣開女學堂”，道理很簡單，隻有母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才能培養出教育好孩子的“好母親”。新文化運動展開之後，胡適更是極力宣傳女子學堂教育的推廣和重要性，為推動國內女子教育平等權利做出了巨大努力。
1918年8月，新文化運動中積極呼籲白話文教育的主將劉半農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南歸雜感》一文，文章把中國的女子看作“世界最苦的人類”，窮苦人家的婦女，是“吃朝飯，愁晚飯”，她們為慘淡的經濟壓迫折磨得喘不過來氣，而那些富貴人家的婦女，雖然在物質生活上“穿短褲，穿絲襪”，但是，從小就被圈養起來的這幫女子，“其實比街頭的乞婦還苦”。在劉半農看來，解放這般女子的方法，就是必須讓她們的父母對子女承擔起教育的責任。
新文化運動完全摧毀了封建教育體製對女子的禁錮，越來越多的女子要求打破人為的教育壁壘，實現男女同校。就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表示外國的大小學校都是男女同校的，這實際上向外界釋放了大學改革實現男女同校的信號。五四之後，全國各地要求女子教育平等的呼聲在知識分子的鼓舞下更為高漲，女子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呼聲越發高漲，例如，五四運動開始後，北京各個女校的代表向全國發布通告：
嗚呼！我中國女子，遂無生氣乎！何數日之吞聲緘口寂然無聞也。青島為中國人之青島，中國為四萬萬人之中國，非獨男子之中國……當千鈞一發，存亡危急之秋，各男生愛國之熱忱，起而抗爭，則我輩女子，宜振奮精神而響應，庶共輔愛國諸君子之進行。按人良心人格，實屬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在當時，女子爭取平等教育的一個全國轟動事件，是在小學任教的鄧春蘭，在1919年5月19日，致信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呈請國立大學打破禁錮，實現男女同校。此信隨即被國內眾多報紙轉載，立時輿論沸騰，她的這次請願信被譽為“女子要求入大學的第一聲”。而她本人則最終進入北京大學旁聽，其時北京大學旁聽女生一共有9人。
女子獨立意識的覺醒，給當時的民國政府造成強大的壓力，使其對女子教育改革的重視也隨之增強。1919年3月，教育部正式頒布了《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規程》，對於女子高等師範的學科設置、入學等作了具體的規定，顯示了民國政府對於女子教育革新的開放姿態。5月24日，教育部又通令全國各地：查現在各處女子高等小學畢業生，日見增多。本部現又就北京設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子中學校之設立，實係要圖。各省區如未經設立女子中學，應先就省區經費籌辦省立或區立女子中學校，以宏造就。
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女子教育在內容上獲得了與男子相同的權利。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女子教育改革的重大進步。到了1922年，全國小學已經實現了男女並軌，中學雖然尚沒有實現完全的男女同校，但是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特別重要的是，經曆新文化運動的洗滌之後，女子職業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一掃封建製度下女子被剝奪勞動職業平等權利，隻能在家相夫教子的性別歧視。職業教育這一思潮早在清末即已有人提倡，隻不過受到當時社會條件的限製，直至“五四”時期民族資本有了一定發展後，才被教育界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黃炎培堪稱民國時期職業教育的鼻祖，其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則是當時社會上職業教育的最著名團體。新文化運動為職業教育迎來發展的良機。1918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宣布，職業教育的目的在於“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為個人服務社會、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這一思想隨著新文化運動向全國的蔓延而著名，影響力逐漸擴大。
當時有人呼籲：“現在假若把女子解放到社會上去，給他勞動，那女子的能力，一定會發展的。我主張現在大部分女子所需要的，是獨立性的職業，正因為這種職業，固然可以謀女子的經濟獨立，又可以發展女子潛伏的能力。”例如，1919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女子中學必須設立簡易職業科，至1922年，全國已經擁有女子職業學校76所，其中，北京女子職業中學、江蘇私立女子職業中學都是當時國內著名的女子職業學校。
學者王元化曾說，“五四”運動留給後人最大的一個後遺症就是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具體表現為思想極端與失去寬容。價值觀念的單一化與極端化，最終形成社會行為的絕對化與排斥性，以致越走越偏。這一點可以從當時學生對待教師學問的懷疑態度看出來。當年輕的胡適受邀來到北大任教中國哲學史課程時，因為其講課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引起眾多學生不滿，當時學生準備聯合將其轟下台，當時的傅斯年是學生中鬧學潮的領袖，於是大家請傅斯年去聽課，以決定是否趕胡適下台。傅斯年聽了幾天胡適的課程之後，告訴準備鬧事的同學：這個人的書雖然讀得不多，但是，他這樣的講課方式是對的，然後警告同學：你們不能鬧事。十多年之後，胡適才明白自己年紀輕輕任教北大而沒有被學生轟下台，原來是受益於傅斯年。
即使以五四運動為最高潮的新文化運動給中國留下了諸多後遺症，但是，在教育上的白話文教學和國語教育革命，以魯迅為代表的“救救孩子”的兒童教育革命思想，以及女子平等教育，都開創了民國早期中國教育史上的輝煌一頁。這，正是我們今天需要重視的、從新文化運動中汲取教育革新智慧的重要根源。
民國教育人物
魯迅：民族魂魄歸何處
1906年，日本仙台醫專。一位懷抱治病救人心願的中國留學生，因為親眼目睹愚弱的國民內心之麻木，毅然放棄治療生理疾病的醫學，轉向療救精神疾病的文學。在他看來，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之事，愚弱的國民即便身體再強壯，如果精神上愚昧，也隻能成為“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都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這個人就是魯迅，民國時代對中國民族性格認識最深刻、批判最徹底的文學家，對重塑國民人格充滿無限希望的思想家。他所說的“改變他們的精神”，就是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立人”教育。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又改為豫才。與民國時代無數才子一樣，魯迅出生於人傑地靈的浙江紹興。其祖上也曾擁有輝煌的曆史，祖父周福清進士出身，一度在京城任內閣中書，不幸的是，周家到了他父親周伯宜一代已經敗落。少年時代的魯迅在私塾接受過嚴格的封建教育，後來，為了挽救像父親一樣被庸醫斷送性命的人，他東渡日本學醫，然而，麻木愚昧的國民性格徹底擊碎了他的美夢，讓他認識到國民精神上的疾病遠比身體疾病嚴重得多，為此，他開始了以文學教育國民的偉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