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耶穌會神學博士，教育家，複旦大學創始人。生逢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逝於抗日戰爭全麵展開後的1939年，在世整整一個世紀，其親眼目睹、親耳聆聽、親身體會人生滄桑之波折、社會巨變之迅疾、民族罹禍之痛苦、國家敗落之憤懣，令人唏噓扼腕。然而，他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偉大情懷，為民國高等教育書寫了一段前無古人，也許亦是後無來者的世紀傳奇。
1912年，民國成立之時，馬相伯已經是一位70多歲的老人。這位在晚清帝製下生活了幾乎是許多人整整一生的老人，此時迎來了人生教育事業的高峰。
馬相伯的強國教育理念的生成，緣於亂世的特殊社會背景。1840年4月18日，馬相伯出生在江蘇丹徒，5歲入私塾接受儒家經典教育，深厚的儒家傳統文化對其影響甚深。由於家庭成員信奉天主教，馬相伯又對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整個青年時代，馬相伯深受晚清舊學與西洋宗教神學的雙重影響，前者為其從事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經學基礎，後者則給了他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當親眼目睹了軟弱的清政府屢遭西方列強欺淩的不堪情狀，親曆了弱國無外交的尷尬卑屈之後，他逐步產生了“教育強國”的思想。在他看來，“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教育乃立國之根本，國與國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無者。非如革命僅一時之事，而不可一日或多”。
但是，當時他的教育強國思想在昏庸的清政府執政者麵前，不過是一個老年人的夢囈罷了。政府的腐敗更加堅定了馬相伯以教育救國的決心。他毅然把祖上遺留的鬆江、青浦3000畝田地，以及全家積蓄下來的房產變賣，一共籌集到了50萬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後來，他以此基金為基礎，創辦了震旦學院。
現實生活是如此的悲苦，社會現狀是如此的無可救藥，生命宛如朝露，人生命運不可捉摸，還有誰願意傾家蕩產去做教育強國的夢？生活於亂世之中的馬相伯，對於這次毀家興學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這可以通過他在1937年，也就是在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時，還深情地撰文回憶這次在世人看來癲狂的行為，窺見其內心對教育強國之夢的執著與忠誠：
慨自清廷外交失敗，國人不知公法，又不知製造，故創設震旦以救之。……以故曾將家產三千畝捐為震旦基本，又於建築時曾捐現洋四萬元。時地基價一畝約四百元。又英法兩租界地八處，當時價值十餘萬。
這就是著名的震旦學院的由來。“震旦”本是梵文裏對古代中國的稱呼，含有“東方旦明”之意。馬相伯取此校名實為以教育拯救中華之寓意，這對於當時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馬相伯而言，可謂是用心良苦。辦學之初，他宣布了三個辦學信條：一、崇尚科學；二、注重文藝；三、不談教理的教學方針，這不管是對當時晚清舊學遺風濃厚的學堂，還是對宗教神學色彩強烈的教會學校來說，都是新鮮而進步的。當時遠在日本的梁啟超聽聞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乃至狂喜驚歎曰：“吾今乃始見我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喜欲狂。”出自震旦學院，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於右任則說：
我國之有新式學校，業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國家民族之意識，致力於近代科學，而不受殖民地教育思想束縛者，實以震旦開其新紀元。
震旦學院在民國教育曆史上的顯赫地位，始終與強烈的政治愛國熱情血脈相連。這一點，由震旦學院培養的學生很多成為民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大人物便可以說明，於右任、邵力子、胡敦複、貝壽同、項微塵、馬君武等均為該校學生。
震旦學院崇尚科學的教學方針，嚴重觸怒了教會，為此很快被扼殺。這對馬相伯本人而言，無疑是一場理想和經濟上的雙重浩劫。教育強國的理想被現實擊毀粉碎，經濟上傾其所有之後竟淪落至全家生計都成了問題。但是，這次失敗並沒有動搖馬相伯對教育強國理想的追求。震旦學院解散了，但是，另一個脫胎於此母體之上的更偉大的生命誕生了。
1905年，馬相伯在吳淞提督行轅舊址上創辦了“複旦公學”。馬相伯取“複旦公學”之名寄寓了極其複雜的情感：一方麵，複旦公學的創辦是為了紀念被扼殺不久的震旦學院，以此寄寓脫胎震旦學院再續教育強國的理想——複旦者，恢複震旦學院之意也；另一方麵，“複旦”一語本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裏的《卿雲歌》，其原文是“日月光華，旦複旦兮”，意思是日月光華照耀，輝煌而又輝煌。馬相伯以此命名仍是寄予“恢複我震旦，複興我中華”之雙重寓意。
複旦公學最初並不是大學，而是類似於官辦高等學堂。馬相伯創辦複旦公學吸取了震旦學院依附於教會而失去教育獨立精神的教訓，試圖通過社會捐資擺脫教會影響。為此，《複旦公學章程》開宗明義地承認“本公學由各省官紳倡捐”。但是，此後由於辦學經費緊張，官府捐助的支持力度逐漸占據上風，這可以從學校捐助者與政界的關係上看出。民國之初，複旦在上海的複校得到了民國政府的大力資助，1913年，複旦董事會名單上出現了孫中山、陳英士、於右任、王寵惠等民國政界名流的大名。複旦大學終於在民國初年完成了從社會捐助獨立辦學到政府國立大學的轉變，雖然這違背了馬相伯的純粹社會捐助獨立辦學的初衷，但是，複旦大學能夠在亂世之中一息尚存，政府的資助無疑居功至偉。而且，複旦大學並沒有因為民國政界的介入，就完全成為政府的附庸，從而喪失馬相伯始終堅持的革命獨立自主的大學精神。相反，馬相伯早期辦學倡導的獨立自由精神，奠定了民國時期複旦大學革命自由獨立精神的最終形成。
複旦公學成立之初，鑒於在教育界崇高的威望，馬相伯被推薦為複旦公學第一任校長。在馬相伯的主持下，學校聘請了一大批國內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嚴複、袁希濤、熊季廉等等著名專家雲集複旦公學。在教學理念上，馬相伯倡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反對學生拘泥於古訓戒律，引導學生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他明確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學、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專門開辦了各種研究會和演講會，規定每個星期都召開演講會，擬定學術討論的題目，然後讓學生各抒己見、辯論演講，學生的學習熱情被大大激發，學術自由精神亦因而漸長。
為了改變當時國內舊製學堂僵化專製而缺少獨立自由精神的現狀，馬相伯創造性地在複旦公學首創了“學生自治”的管理辦法，即除了他自己擔任校長職務以外，其他各種事情均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全校除了校長和一個總幹事、會計為固定職務外，其他所有管理人員均由學生自己民主選舉，輪流擔任。學生管理的內容小到食堂、後勤，大到學校行政管理，整個複旦公學成為學生自治的世界。學生積極參政的熱情被徹底釋放，民主意識隨之爆發，由此奠定了複旦大學成為“革命之學校”的基礎。這當然得益於馬相伯的民主獨立辦學理念。馬相伯曾言：“須知民國之民，其自身貴自治，貴自立，貴自由。惟自治而後能自立，惟自立而後能享用七大自由權。”
事實證明，馬相伯在複旦公學實驗的教育強國方針是成功的。複旦公學以原來震旦學院的學生為主體，又在社會上招收部分人員，從複旦公學創辦到民國元年，複旦公學一共培養了4屆高等正科畢業生，共57人，招生人數規模雖小，但有成就者眾多。其中，成為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的人員就有於右任、邵力子、胡敦複、張大椿、曹惠群、李謙若、李兆濂、陳寅恪、竺可楨等。如此成就，堪與孔子弟子三千而賢者七十二人相媲美。
1912年，複旦公學的吳淞校址被光複軍司令部占用，學生星散。眼見自己親手創辦的學校麵臨解散，馬相伯為此積極奔走。在於右任、蔡元培等人的積極幫助下，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專門批複複旦公學複校，並劃撥專款，選定上海徐家彙李鴻章祠堂作為複旦校舍，複校工作順利完成，從而奠定了今日複旦大學的基礎。1917年，複旦公學正式升為複旦大學。從震旦學院到複旦公學，再到複旦大學，馬相伯幾乎以一己之力雙手托起民國時期國內這所最著名的大學，使其免遭覆滅之災，而其早期培養孕育的複旦學生自由獨立之精神，也從堅厚冰冷的封建專製土壤下破土而出，在民國的黑夜中恰如日月光華。作為民國初年國內最具革命獨立精神的大學，“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成為複旦辦學的一大特征。後來的複旦大學校歌還出現了“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的詞句，可見馬相伯這一教學理念對複旦大學的影響之深。1919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複旦大學師生聞風而動，積極響應北京大學的革命行動，正是馬相伯倡導獨立自由大學精神的必然結果。
1912年，馬相伯被袁世凱總統府聘為高等顧問，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他在就職演說中發表著名的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係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的觀點。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風烏煙瘴氣，封建學堂習氣濃厚，馬相伯把複旦大學自由革命精神移植到北京大學，為北京大學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
1917年，即複旦公學升為複旦大學的那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針，使北京大學迅速成為民國時期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大學。但是往往被後人忽略的是，馬相伯的複旦大學早已經實踐了這種獨立精神許多年了。作為蔡元培的老師，馬相伯不僅通過創辦複旦大學實踐著這一民國時代最崇高的大學精神，而且，還通過自己言傳身教影響著學生蔡元培，使之成為北大精神的濫觴，影響了北京大學。
從早夭的震旦學院，到命運多舛的複旦大學；從教育強國的美夢破碎，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革命精神的風行，一位70多歲的老人，用自己的愛國熱情與混亂的時局展開了一場鐵血角逐，其蒼涼的背影也因此成為民國早期動蕩曆史風雲之中最令人難忘的記憶。
政治，在光鮮的榮耀地位背後，往往充斥著血腥卑劣、陰險罪惡。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曆史輪回交替變革中，政治教育也被賦予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要麼是寡廉鮮恥的歌功頌德，要麼是瘋癲狂熱的無私奉獻。試想：經曆如此折騰、浸染和蹂躪，又有多少鮮活的生命個體能夠保持高潔的人性？馬相伯在民國時期開啟的政治教育，向我們詮釋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內涵，在政治理想與教育事業的雙重追求中，奇妙地演奏出和諧的旋律，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成功的政治教育。
1912年，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已經73歲高齡的馬相伯被孫中山欽點為南京市長，後又代理江蘇都督兼內務司長，時人皆尊其為“國之大老”。1914年，他曆任政治會議、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執著的教育事業追求，給了這位老人展示雙重演奏政治教育交響曲絕技的機會。
一直到今天，人們對馬相伯政治教育的神奇功效仍然津津樂道，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其在民國初年的一次震懾邀功爭賞軍人的演講，這個故事算得上是馬相伯政治教育理念“感性顯現”的最佳範本。大致的情況是，一大批軍人為了個人私利，對上司頗為不滿。軍人們相互爭吵，甚至劍拔弩張，氣氛極其緊張。為了緩和氣氛，說服這批軍人，馬相伯被邀請來演講。馬相伯給這批誰也不服誰的軍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辛苦，須得報酬；但是皇太後撫養皇帝，皇後撫育太子，雖然她們是在撫養一國的君主，功勞比老媽子看護小主人要大得不可比較，然而皇太後、皇後卻不曾要報酬、要工錢。諸位！你們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皇太後、皇後，而不是我們中華民國雇來的老媽子！你們的功勞辛苦雖大，卻都是分所當然。
馬相伯的一席話，讓這批軍人徹底沒了脾氣。其演講看似恭維，其實諷刺；看似純粹的口才演說，其實蘊涵著馬相伯在民國時代一以貫之的政治教育理念──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強國，強國首先要求每個受教育者愛國。他以政治家的身份宣揚教育愛國的理念，神奇地把愛國教育與政治宣傳嫁接到一起，這種魄力和才華，絕不是一般政治家和教育家所能夠具備的。教育獨立往往意味著不做政治的附庸，但是，教育絕不排斥崇高的政治理想，相反，教育應該把政治理想追求作為解決危難時局的教育理念加以實踐。馬相伯在政治宣傳中融入愛國教育的同時，還在教育中融入政治理想追求。
如果不是生在亂世，百年的壽命足以給任何一個生命個體太多安逸享受生活的機會和空間，但是，命運總喜歡捉弄人。馬相伯生於戰亂，逝於戰亂，其間王朝更迭、政黨紛爭，他見證了晚清和民國時代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的曆史，看到了太多不願意看見的民族災難，對於一個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教育家而言，如此漫長的人生旅程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煎熬，其內心之惶恐痛苦絕非同樣長壽卻貪圖兒女天倫之樂的鄉野村夫可比。在他百歲大壽之際，曾如此痛心地對前來探望的胡適說：“我是一隻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其憂慮國家前途之迫切，足以痛徹骨髓。
如果把一百年的時間丟棄在曆史長河中，不過如一粒石子在水麵泛起淡淡的漣漪。然而，對於這樣一位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老人而言，百年的生命專注於喚醒沉睡的國民卻未能如願，其沉痛鬱憤之情何以堪？斯人已逝，在遠去的民國曆史逝波中尋覓馬相伯先生政治教育的精髓，當為今天教育者對其未竟遺願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