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就在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的那天，蔡元培很早就來到北京前門外大街的一家旅館，拜訪因為宣傳新民主思想而名聲大噪的陳獨秀。但是，陳獨秀並沒有給這位校長麵子，當時並未應允。此後，蔡元培幾乎每天都早早來此拜訪陳獨秀，有時候來得太早，陳獨秀尚未起床，蔡元培就獨自靜靜在門外等候，一直到陳獨秀起床。陳獨秀本來就敬佩蔡元培學貫中西，又見到他如此誠懇平易，遂答應到北大任教。蔡元培親自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由於陳獨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加盟，北京大學最終成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除了陳獨秀，蔡元培聘請的國內著名學者還包括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馬敘倫、沈尹默、徐悲鴻、熊十力、馬寅初、高一涵等人。而在理工科方麵，蔡元培則聘請當時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夏元瑮擔任理科學長，其他著名學者包括李四光、丁燮林、顏任光、何傑、翁文灝、王星拱、李書華等人。一時間，北大名師薈萃，星光閃耀。有研究者統計，僅在1918年初，北大全校共有教授90名，從其中76名的年齡來看，35歲以下者43名，占56.6%；50歲以上者僅6名，占7.9%。最年輕的教授徐寶璜隻有21歲，胡適、劉半農也隻有二十七八歲，陳獨秀也才38歲。如此年輕而富有活力的教師，帶著新思想猛烈地將此前陳腐僵化的舊學堂風氣滌蕩得一幹二淨。
蔡元培聘請名家隻注重學識水平，絕不唯學曆論。當時能進入北京大學的學者，要麼享有盛名，要麼擁有留洋經曆。但是，對於來自民間的社會底層的人才，北京大學的大門同樣對他們永遠敞開。
1922年，自學成才的民間音樂家劉天華來到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被蔡元培先生聘請為二胡、琵琶教授，此事在當時學界被傳為美談。同樣，後來成為中國著名國學大師的梁漱溟，當時考取北京大學未果，後來，他在當時國內的《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究元決疑論》一文，其新穎獨到的觀念引起學界的關注，蔡元培也將其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由於蔡元培網羅人才不拘一格，學者們的政治立場、思想觀點、新舊態度相互分歧、滌蕩，甚至激烈交鋒。這裏既有新思想最激進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有曾經擁護袁世凱複辟帝製的劉師培、頑固守舊的黃侃、反對共和的辜鴻銘以及尊孔教的梁漱溟等人，而這些人或著文，或開設講座，或登台授課，各抒己見，各行其道，盡情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甚至相互駁難，將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大學精神發揮到極致。
自京師大學堂創辦以來就呈現一潭死水之態的北京大學，被蔡元培突然拋入了幾塊石頭激起無數浪花。一時間，用來裝門麵、混日子的北京大學，成為整個民國高等教育聚焦點。各種先進的思想、教育方法、學科內容在北京大學遍地開花，一掃汙濁卑劣、官僚封建的不良習氣，各種不同的思想、流派激烈爭辯交鋒，師生之間坐而論道，平等自由。著名曆史學家蔡尚思先生曾說：“沒有先生，北京大學便不會如此偉大；沒有偉大的北京大學，中國教育文化不會有如今的可觀。”這個評價並不過分。
時至今日，關於當時學者之間自由爭鳴、相互駁難的趣談故事，說法不一，版本各異，但是，下麵這樣一個比較流行的版本，可以大致再現當時北京大學濃厚的學術自由空氣。
在北大三院禮堂裏，留美博士胡適正在用資產階級觀點講授《中國哲學史》。與此同時，在北大二院禮堂裏，則有舊學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員梁漱溟在講孔孟之道。二人的課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講各的觀點、體係，讓學生自由選擇。在文字學方麵，舊國粹派的黃侃和新白話派的錢玄同，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大唱對台戲。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麵教室裏黃侃也在講課。黃侃大罵錢玄同的觀點如何如何荒謬，不合古訓；而錢玄同則毫不在乎這些，你講你的“之乎者也”，我講我的“的了嗎呢”。
談到北大的自由開放精神，還是要再一次談到北大教授黃侃狂放的行為。這位被周作人稱為“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脾氣乖僻到令人不能恭維的國學大師，生性狂放桀驁。他與陳漢章同為北大國學門教授，兩人切磋學問過程中一言不合，竟然要以刀杖決鬥。據說他在北京大學任教之時，常常在講到緊要處時，就會突然停下來，對著學生說，這段古書後麵隱藏著一個極大的秘密，對不起，僅靠北大這幾百大洋的薪水，我還不能講，誰想知道，就另外請我吃館子。這樣的魏晉風度在當時的中國，世人皆知也許隻有北京大學才能容納得下，殊不知恰恰因為他們的狂狷和才華，才真正演繹了北京大學自由開放的精神境界。
這些國內著名的人物，之所以紛紛接受邀請去北京大學任教，並不是因為優厚的待遇和北京大學的招牌，因為當時的北京大學在人們心目中簡直是臭不可聞。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治學理念，讓北京大學成為中國學術最自由的發源地，由此奠定了其今天在國內高校執牛耳的尊榮。而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創的這種風氣，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隻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經過整治的北京大學，校風明顯有了改觀，當時親曆變化的羅家倫如此描述北京大學的新校風：
我們不但在宿舍裏早晚都進行激烈的爭論，也聚在其他兩個地方進行這種辯論：一個是中文係教員休息室——你可以經常在那裏找到錢玄同，另一處是圖書館員辦公室（即李大釗辦公室）。在這兩個地方，教師和學生之間沒有任何等級之分，無論誰都可以加入討論。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見解，同時也將麵臨批駁。這兩個地方每天下午三點以後都站滿了人……這兩個地方有一種真正學術自由的氣氛。每一個加入討論的人都帶著一種亢奮的情緒，以致常常忘了時間的存在。有時，有人會離開一個地方而去另一個地方參加討論，並且邊走邊討論……文學革命記憶對舊社會和舊思想的抨擊即從這兩個地方發生。
北京大學成了“對舊社會和舊思想抨擊”的發源地，這在不久之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就得到了驗證。當人們為之歡呼雀躍之時，另一個不曾想到的後果也隨之出現了。
1919年，五四學潮在北京大學爆發，出於對學生正常學習以及社會秩序的考慮，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力勸學生不要上街遊行，聲明他可以代學生向政府進行交涉。但是，學生群情激奮，已經無可阻擋。事後，數十名學生被捕。5月4日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三院禮堂大會上鄭重聲明：發生學潮一事，校長應該引咎辭職，但是，在他辭職之前，會負責把被捕的學生營救保釋回來。7日，在強大的社會輿論支持以及蔡元培等人的各方努力營救之下，被捕學生全部獲釋，學潮遂逐漸平息。第二天，北洋政府正式批準了蔡元培的辭職申請。
蔡元培的辭職在學生中引起巨大反響，學生認為北洋政府強迫蔡元培辭職，已經平息的學潮轟然又起。5月19日，北京大學聯合其他高校罷課請願，國內其他高校隨即聞風而動，全國範圍內的學潮迅速蔓延。但是，蔡元培堅決推辭。在多方勢力斡旋之下，留美博士蔣夢麟臨時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
後人在解讀這一段曆史的時候，往往熱衷於讚美北京大學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精神，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經曆1917年改造後的北京大學，正在從一個摧毀封建官僚養成所的西方近代化大學，滑向另一個不好的極端。此時的北京大學學生已經被狂熱的學潮運動衝昏了頭腦，他們在學潮運動中嚐到了政府屈服的甜頭，享受到打倒官僚統治的快感，對待政府和校內管理逐漸變得強硬起來，動輒以學潮要挾政府，對於學校的規定也日漸不滿，最終連學校正常規定的講義費也不願意上交，一旦收費就鬧學潮。校風從封建官僚衙門式的舊習氣完全滑向了無法無天、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極端。校長蔣夢麟曾這樣描述經過五四運動狂潮之後的北京大學學生：“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
如果說身為校長的蔣夢麟必須站在領導者的角度和立場上看學生，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描述有點誇大的話，那麼，當時年僅26歲，後來成為中國著名國學大師的梁漱溟先生的話，則可以進一步證明蔣夢麟對學生的描述是事實。梁漱溟先生直言：“我們沒有法律、司法的意念……這是我們民族的弊病。”乃至當時北京大學的一位老教授對蔣夢麟如此感歎：
這裏鬧風潮，那裏鬧風潮，到處鬧風潮——昨天罷課，今天罷工，明天罷市，天天罷、罷、罷。校長先生，你預備怎麼辦？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結束。有人說，新的精神已經誕生，但是我說，舊日安寧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梁漱溟和北大教師們的話道出了北京大學此時的難言之痛。麵對封建官僚養成所，北京大學最需要的是學生自覺的革命精神，學潮的爆炸力量可以徹底摧毀封建學堂的各種陋習，但是，麵對已經初步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管理軌道的新式大學，最需要的則是讓狂熱的頭腦冷靜下來，恢複學校應有的秩序和理性。很不幸的是，砸碎了封建枷鎖的大學生們正在瘋狂地以自由之名摧毀為之奮鬥獲得的自由，因此，他們不得不再次陷入用沉醉於權力和自私打造出來的枷鎖。
這當然不是締造北京大學自由精神的蔡元培先生之錯，而是梁漱溟先生所言的“我們民族的弊病”。既然是民族的弊病，就不可能僅僅發生在北京大學一所學校內，同樣經曆五四新思想滌蕩之後的清華大學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當時尚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學生梁實秋，在後來如此描述了當時學生鬧學潮的荒唐行為：
罷課次數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罷課這個武器用的次數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則確是事實。……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隻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討厭的荒唐行為。
如此混亂的局麵，再一次把蔡元培逼迫回到了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上。1919年9月，蔡元培重新回到北京大學。此時的北大學生已經成了隨時都會爆炸的火藥桶。1921年，因為政府欠薪，教職工罷教，學生聲援罷課。1922年10月，學校規定收取學生講義費，引發學生罷課，並包圍總教務長蔣夢麟的辦公室，強迫蔣夢麟取消此規定，最終經過蔡元培的斡旋，風波得以平息。
學潮風波平息了，卻並不意味北京大學教育改革的進程結束了。事實上，由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孕育出良好學風的北京大學，同樣也被瘋狂極端和躁動不安糾纏。作為蔡元培的得意門生，接替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說北京大學能夠屢經風潮而巍然獨存，乃是因為兩大原因——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但是，“我們有了這兩種的特點，因此而產生兩種缺點，能容則擇寬而紀律弛；思想自由，則個性發達而群治弛。故此後本校當於相當範圍以內，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這正是1917年教育改革之後的北京大學麵臨的新問題，也是蔡元培之後北京大學數任校長在繼承蔡元培開創的北大精神的同時，亟待解決的時代命題。此弊病不除，所謂的思想自由就隻能是一種極端自私的無政府主義，所謂的北大精神也就無從談起。
陳平原教授曾這樣說：“在曆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蔡元培先生的功勞是否被無限誇大，這個固然值得商榷，但是，接替蔡元培的蔣夢麟校長對於北京大學精神的發展功不可沒，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經曆了1917年重大改革之後的北京大學，從死氣沉沉的官僚養成所，變成了一個隨時都會被點燃的火藥桶，其治理的難度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這就給接替者帶來了新的麻煩，而正是一代又一代北京大學校長們的薪火相傳，才最終成就了今天的北大精神。
民國教育人物
馬相伯：國之大老
在封建中國，壽則多辱。
在生命逝忽若浮的亂世，長壽也許並不是一件好事，生命愈是長久，遭受的屈辱往往越多。1840年到1939年，這是一段長達百年的曆史區間，也是中華民族飽受屈辱浩劫的苦難史。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日俄戰爭、日本侵華戰爭……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一百年的時間裏遭受如此密集的戰爭蹂躪，也想不出又有哪一個民族能夠甘心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
太多的災禍困難隻會令人麻木心碎，無法知曉一個生活在風雨如磐暗夜裏的世紀老人，在親曆太多的國難之後，是否還能夠在人生的古稀之年有一絲的悸動不安？但是，對於真正的思想者，如此漫長的人生困難恰是考問其對國家、民族、社會曆史擔當的試金石。接下來要談到的這個人物，是一個在曆史百年長夜中閃出光亮，照亮了整個時代，溫暖了幾代人的思想啟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