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裏後，王良又向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作了彙報，得到了省委重視。經省委決定，緊急向新金縣等災區發放返銷糧和救濟糧，緩解了農村口糧緊張的狀況。王良這種實事求是、解決人民群眾生活疾苦的好作風，贏得了基層幹部、群眾由衷的信任和尊敬。原遼寧省委書記李荒同誌高度評價王良在救災中的功績。他說：“特別是高指標、高征購的結果，直接影響到農村，如朝陽、新民、新金某些地區群眾已經發生斷炊現象，王良聽到彙報，又親自去訪問，深感內疚，禁不住心酸地流下了淚。他當即向省委如實反映情況，緊急進行返銷和救濟，緩和了農村口糧緊張的狀況。”
1961年冬，省委農村工作部處長喬英奎等人到阜新縣調查，發現大巴、務歡池等公社群眾浮腫病嚴重。主要原因是基層幹部虛報產量，征了“過頭糧”。他們向王良作了彙報。王良心情很沉重地說：“官僚主義害死人。”並同省委第二書記黃歐東一道批評了阜新市委，很快返回多征的“過頭糧”，從而使阜新縣群眾口糧有了基本保證。1965年，朝陽地區出現一股“殺羊風”。殺完山羊，殺綿羊，甚至殺改良種羊。養羊的群眾呼籲：“救救羊吧！救救羊吧！”朝陽地區十年九旱，甚至一年幾旱，是全省有名的貧困地區。人們總結“朝陽要想富，就得多栽樹”。可是多少年來，山“封”不起來，樹“栽”不起來，看到的是“山羊爬山，吃草啃樹，蹬山皮子，生態被破壞”。這樣的原因，宰殺山羊之風就趁勢刮了起來。王良得知這一嚴重情況時，恰巧在前往金縣檢查工作的火車上，他對隨行的人員說：“到金縣立即給歐東打電話商量，如果歐東同意，馬上給朝陽打電話。”到金縣後，王良當即給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黃歐東同誌打了電話。黃歐東同意王良的意見。這樣，王良代表省委給朝陽地委領導們打電話，要求地委立即製止宰殺山羊，做好善後工作，並要他們盡快提出規範山區建設和養羊方法的具體意見和政策。王良代表省委下達的指示，很快在朝陽地區傳開了。幹部、群眾高興地奔走相告：“山羊有救了！省委王良書記給咱們說話了！”
喜歡實際調查的省委書記
王良領導遼寧農村工作，始終堅持和發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做到了“三個親自”：第一，親自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為幹部作出榜樣。下去輕車簡從，不準迎送、招待。原昌圖縣委書記趙連吉說：“他對自己一向要求很嚴，下鄉時隻帶兩個人，一個是司機，一個是秘書，輕車簡從，不務虛名。吃飯也主張燉茄子、拌豆腐之類，與群眾同甘共苦。他說：‘現在困難時期，群眾生活很苦，我們決不搞特殊。’”這是他大公無私、淡泊名利、甘當公仆的寫照，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氣節。”王良到農村蹲點調查，是實實在在的“蹲”，不搞“行李蹲點”。少則二三十天，多則兩三個月，最多有半年多，跟大家同吃同住。趙奇副省長說：“王良同誌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他走遍了遼寧的山山水水。”
1961年秋末，王良到新金縣調查災情和農民外流問題。調查結束離開前，縣委書記趕來送行，並帶來半小袋當地產的花生。當場被王良嚴詞拒絕。他說：“現在是困難時期，有些群眾連吃飯都成問題，難道你沒想到他們？”接著又說：“就是將來生產恢複、發展，群眾生活提高了，也不能搞特殊化。你搞了哪怕一點點，也是要脫離群眾的……”這位縣委書記，隻好把花生拿了回去。
每次聽取基層幹部的彙報，王良都聽得認真、仔細，並不時插話和提問。經常是“刨根問底，摳得詳盡”。他要求幹部下去了解真情，彙報講真話。他說：“說真話，言行一致是無產階級的作風，是每個革命幹部應有的品德，說假話是資產階級作風。”公社化時辦大食堂，農民家不準做飯，都得到大食堂吃飯。農民意見大，怨聲載道，但不敢說。因為“誰不參加大食堂，誰就是破壞公社化”，“共產黨員不參加大食堂開除黨籍”。王良對下去調查公共食堂的幹部們說：“你們的膽子要大一點兒，放手與農民討論，是辦好，還是散了好？向上如實反映農民的呼聲。”經過基層幹部的耐心工作，農民終於“吐真言”說：“還是散了好，過去‘老虎拉車——誰趕（敢）啊！”
王良是位調查研究的專家，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的模範。因為他有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況，把黨的方針、政策與遼寧省情結合起來，講話、報告沒有空話、套話，很有針對性和指導性。有一次王良講完話，有個幹部向他索取講稿。王良回答說：“我隻準備了一個講話提綱，哪有什麼講稿啊。”幹部們敬佩地說：“王良書記講話，自己準備提綱，而不是照念別人代寫的講稿，這是一種非常優良的作風。”
王良從政治上、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愛護幹部。1959年7月21日，全國一條最大降雨帶驟然降臨山海關外第一縣——綏中，剛剛合攏的4個水庫垮壩，洪水衝走701人。沈陽至北京特別快車受阻三天三夜。王良接到綏中縣委的報災電報，立即趕往綏中指揮救災，並在縣幹部大會上，代表省委作報告。王良的到來，對穩定綏中幹部、群眾情緒起了極大的作用。縣委第二書記魏眾是水庫的負責人。當時錦州地委書記肖純批評他說：“你是叫水庫迷住啦？不然，怎麼有這麼大的癮？”水庫垮了，魏眾壓力很大，寢食不安，精神也“垮”了。他對王良說：“我闖了大禍，辜負了黨的培養，群眾的信任，成了罪人！”王良誠懇地說：“你不要背上這樣沉重的包袱。你響應黨的號召修水庫，出發點是好的，是想為綏中人民辦一件大好事。”王良一席話，挽救了魏眾一命。魏眾夫人韓光說：“王良書記這次對魏眾的談話，是挽救了魏眾的生命。不然，根據他的情緒，絕不能再繼續活下去了，所以我們全家人都非常感謝王良書記。”
“文革”期間，王良保護幹部的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當時，省委農村工作部、省農辦的幾名處長被沈陽農學院“造反派”揪鬥，被扣留在學校。王良知道後，立即向“造反派”提出：“由我王良去農學院接受批判，你們把處長們放回去！”有的處長感動得當場流下眼淚說：“王良書記，真是我們的好書記！”1967年，錦州地委書記趙奇被打成“錦州地區最大走資派”。錦州地直“造反派”派人找王良寫“證實材料”，“專案組”的人員對王良口出不遜：“你過去是趙奇的領導，趙奇反黨反社會主義，推行‘三自一包’，鼓吹單幹，搞資本主義複辟，你把這些問題講清楚。”王良聽後回答：“我是趙奇同誌的領導，非常了解他。他是個很好的同誌，所做的工作都是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辦的，是按毛主席指示辦的。”又說，“我是他的直接領導，他做的工作，我都知道，都是我同意的、決定的，如果有什麼問題，我負全責！”“專案組”人員聽了這些話，很不高興。正在這時，王良捂著疼痛的腰部，說：“我的身體不行了，幹不了啦！”“專案組”人員一聽這話，認為抓到了“把柄”，大放厥詞說：“你現在想不幹了，‘黑司令部’派你來遼寧，你怎麼那樣積極呢？”耿直的“山東大漢”怎能容忍如此誣蔑，當即對那個人吼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黑司令部’派來的！你說清楚，我是哪個‘黑司令部’派來的？我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你說話要有根據，不能瞎說。”“專案組”的人員隻好灰溜溜地退下去。
推廣科技的實踐者
王良任農業書記時，還沒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樣的提法。但他事實上一直用這一觀點指導農村工作。到遼寧不久，王良就恢複了農業技術推廣站。遼寧的農業推廣站創建較早，1956年時，縣區農業技術推廣站已達460個，基本上實現了縣區都有農業技術推廣站，對當地增產起了很大作用。特別是在使用新式馬拉農具，指導果樹、蠶業技術方麵，效果尤為顯著。當時遼寧的農業技術推廣站，在科技服務方麵居全國前列。為此，1957年，農業部曾在蓋縣召開現場會議，推廣遼寧的經驗。遺憾的是1958年“大躍進”，靠群眾運動來指導農業生產，高指標、“放衛星”、“浮誇”成風。按科學辦事的推廣站被說成“最保守”，是“大躍進”的“絆腳石”，相繼被各地取消，人員被分散，站址改作他用。王良到遼寧後，認為改進農業技術，不能沒有技術推廣站。他的意見起了作用。1959年4月，遼寧省人民委員會作出決定，恢複農業技術推廣站。省財政廳撥發推廣站經費。1959年，王良指派省農科院副院長康倫如帶領10多名科技人員到鐵嶺縣大汎河公社搞“萬畝生產方”水稻試驗田。當年就獲得好收成，受到幹部和群眾的好評。
王良重視、使用農業專家。遼寧省乃至全國聞名的農業專家張克威、陳恩鳳、吳友三、喬魁多等人，對發展遼寧農業生產、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培養農業科技人才，都作出很大貢獻。王良同他們交朋友，聘請他們為科技顧問。早年留學日本的農業專家曹玉琨，在王良的關懷下解決了入黨問題，成為省農業廳總農藝師。王良十分關心勞模的生活，總是盡所能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義縣的特等勞模高清連，因早已過世的父親有曆史問題，影響到兒子在空軍中的服役。王良得知這一情況後，當即派省農辦副主任呂品赴當地以他的名義幫助解決。王良對呂品說：“我們應該關心農村的基層幹部，他們生活在群眾中，工作辛苦，生活困難，要注意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關心他們。”
王良到遼寧後，一直重視水稻生產。1960年10月，王良指派省農業廳長奚康敏率東溝、莊河、營口、遼陽、遼中、鐵嶺、開原等10個縣的縣長和縣委書記到朝鮮考察水稻種植經驗。1962年初，王良去朝鮮訪問，歸來路經安東（今丹東）時，特地到東溝縣察看大壟單行、畜力鋤草栽種的水稻生長情況。看到一片綠油油的水稻長勢良好，他十分高興。1963年1月，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寫信給遼寧省委，提出進一步開發“南大荒”的建議。省委很重視譚震林的建議，當即成立了由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省委書記王良為首的開發盤錦規劃委員會。省委決定派張正德副省長任盤錦農墾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963年4月，王良在遼寧賓館為張正德送行。他代表省委講了開發“南大荒”建設高產穩產商品糧基地的設想，
囑咐大家到盤錦艱苦地方去建功立業，創造盤錦的未來。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盤錦先後修建了兩座大型排灌水利工程，基本上實現了旱能澆，澇能排；開發水田12萬公頃，糧食產量增加240％。昔日的“南大荒”，變成了“南大倉”。這其中王良對開發盤錦是功不可沒的。
“山東大漢”受迫害
1968年5月，遼寧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王良被“結合”，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按說是件好事。但事實表明，這一“進革”，比進地獄還可怕。王良受到殘酷的迫害，直到含冤而死。“省革委會副主任”其實是有職無權。白天，王良上班工作，晚上也會挨批。一天晚上，王良回家特別晚，妻子楊明節問他：“今晚為什麼回來這麼晚？”王良沮喪地回答說：“開批判宋任窮的會，我說了一句宋任窮同誌，就批我。他們說‘宋任窮是宋老鬼，是階級敵人，你還叫他‘同誌’，敵我不分，你真是穿新鞋走老路頑固不化的走資派。”
特別令人氣憤的是，“造反派”居然製造“斷水事件”，迫害王良。1969年5月，黨的九大閉幕以後，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盤錦墾區革委會主任劉盛田從地裏抓一把枯黃的稻苗向省革委會主任陳錫聯告狀，誣告王良“有意不讓大夥房水庫放水，使得盤錦的稻苗全部旱死了。‘走資派’還在走”。“四人幫”一夥隨即把“斷水事件”定性為“舊省委與新生紅色政權的鬥爭”。采取“反革命”兩手：一手是造打倒王良的輿論，一手將王良帶到盤錦批鬥、插秧、勞動改造。“斷水事件”的真相其實是這樣的：第一，大夥房水庫確有幾日“斷水”，但是是別人批的，與王良毫無關係；第二，盤錦稻苗枯黃，是劉盛田本人急功冒進，新開墾的水田麵積過大，而且灌溉渠道係統不配套所致。
王良反對迫害老幹部，說：“這不是我們黨的幹部政策！這樣搞法叫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毛遠新等人就煽動“省革委會”機關幹部給王良寫大字報、大標語批判，要打倒王良。王良大義凜然地說：“大不了我回家種地去！”毛遠新要老幹部“革命化”。王良身體不好，也不能坐車。有一天，這個結實的“山東大漢”晃晃悠悠地摔倒在省委門前，當時就骨折了，還伴有嚴重的腦震蕩。“革委會”不但不及時治療，反而對他繼續進行迫害，懷疑王良是不是有意“躲避”對他的“政治鬥爭”，竟喪心病狂地說：“聽說王良腿摔斷了，真斷了，假斷了？”本來骨折和腦震蕩應當同時治療，令人奇怪的是，“造反派”隻給治骨折，不治腦震蕩，結果一個好端端的“山東大漢”給折磨得越來越嚴重，直到王良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了。毛遠新等人還把“省革委會”院內貼的大字報打印出來，送到王良床前，叫他看，叫他檢查。把“打倒王良”的大標語貼在王良住院的窗外。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良腿斷了還要拉到朝陽去批判，說什麼“腿斷了，批一下也是受教育”。王良的妻子楊明節控訴說：“他如果不‘結合’，死不了。人不是‘鐵打’的，在‘四人幫’及毛遠新等人的迫害下，王良是被活活累死的、氣死的、折磨死的！不然，身體那麼好，能有病嗎？苦、累、整、冤，不讓講話，精神折磨，鐵打的‘山東大漢’被整死了！”王良這個“山東大漢”雖然離開了他所熱愛的黑土地，但他的功績永遠留在遼寧人民的心中！在遼寧農業發展史冊上，王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