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上午9時，少甫同誌講話。他的講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劫機清查的情況；第二部分是從劫機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訓。重點講的是吸取深刻的教訓。
少甫同誌說，今年5月5日，在我們遼寧省發生了一起6名武裝暴徒劫機外逃的事件。黨中央對這次事件非常重視，中央書記處在事件發生後，已經發了三次通報。中央指出：“這一事件是建國後罕見的重大惡性事件，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許多薄弱環節和漏洞，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中央在一號通報中指出：“從初步查清的情況，同誌們可以看到，我們一些單位黨風腐敗、工作之薄弱、紀律之鬆弛、政治思想之麻木，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三號通報又指出：“一些單位、一些部門的領導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聽任庸俗腐朽‘關係學’侵入黨的肌體，使一些組織渙散軟弱，喪失了戰鬥力。”少甫同誌說，中央指示切中要害，指出了問題的實質，給我們在政治上敲了警鍾，為總結經驗教訓指明了方向。
少甫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和清查中暴露出的問題，總結五條經驗教訓。
第一，有些領導和黨員幹部，敵情觀念相當薄弱。卓長仁這個劫機犯，既有秘密竄逃劫機的一麵，又有公開活動的一麵。有一次，卓長仁在宴會桌上說：“我如果在國外當了老板，每人給你們2000美金。”卓長仁到沈陽汽車廠銷售科，屋裏坐七八個人，卓給每人一支過濾嘴香煙，眾人感到奇怪，問：“今天你怎麼這麼大方？”卓說：“最後一次了！”有人問：“怎麼啦？”卓大叫：“不侍候共產黨啦！”有人問：“上哪去？”卓說：“我上美國去！”卓長仁到省委汽車隊，說：“這地方不能待，我得走！”卓長仁等劫機犯的活動，涉及37個單位，73個人（其中共產黨員28名）。但是，沒有一個單位、一個共產黨員報告卓的以上反動言行，都是一笑了之。可見，敵情觀念薄弱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第二，一些單位和部門，組織嚴重不純。從6名劫機犯來看，除一名是農村社隊企業采購員外，都是國家幹部和職工。但這些人思想素質極壞。他們為什麼能“混”下去？原因是有“保護傘”。劫機主犯卓長仁，外號叫“二經理”、“卓二爺”，利用汽車調配之權謀私，嚴重貪汙受賄。1982年9月，被省打擊經濟犯罪辦公室列為機電公司大案要案之一，責令其停職反省。但其所在單位——機電公司黨委書記徐君明，對卓不嚴肅追查和處理，反而經常和卓在一起吃吃喝喝、跳舞、看黃色錄像，視卓為“能人”，甚至給卓“特殊貢獻獎”。科裏要開會批評卓，但徐君明卻為其“評功擺好”，說：“卓長仁是公司一朵大紅花，就是缺少綠葉扶。”徐君明為什麼如此包庇重用卓長仁？因為他們是一丘之貉，有共同的經濟問題。
第三，黨風不正。突出表現，如中央指出的：“庸俗腐朽的‘關係學’侵入黨的肌體。”卓長仁利用汽車調配之權，打著“汽車大王”的招牌，苦心經營“關係單位”、“關係戶”、“關係人”，編織從上到下四通八達的“關係網”。他搞“關係學”的特點是，都找“文革”一派的所謂“一個戰壕的戰友”。派性特點，派性高於黨性。所以，“派性掩護了敵人，敵人利用了派性”。
第四，官僚主義。從這次事件看出，許多部門和單位，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有些領導幹部，當官做老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工作不負責任，玩忽職守，甚至達到昏庸、腐敗的程度。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給劫機犯造成了可乘之機。
第五，基層公安保衛隊伍政治和業務素質差。基層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戰鬥力不強。特別是缺乏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戰鬥力差。從劫機犯攜槍外逃到296客機起飛，長達4個小時，如果追捕有力，措施得當，完全可以全擒劫機犯。但是由於追捕不力，隻到火車站堵截，沒有同時到機場堵截，結果貽誤戰機，致使劫機犯陰謀得逞。
少甫同誌的講話受到歡迎，與會同誌認為，遼寧省委清查是認真的，總結幾條經驗教訓是中肯的。
二、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
1991年，我時任遼寧省文明辦副主任兼任《精神文明建設》雜誌總編輯，在安排7月份稿子時，考慮到“七一”是建黨70周年，應當有論述黨的優良傳統的文章。我對編輯馬少寧說：“你到省政協，采訪一下徐少甫主席，請他談談黨的優良傳統。”為什麼請少甫同誌談談黨的優良傳統呢？有兩點考慮：一是，他是“老延安”。對黨的優良傳統有深刻了解；二是，他長期擔任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德高望重，具有講傳統的權威性。馬少寧到時，少甫同誌熱情接待，當即應允采訪。
馬少寧問：“中國共產黨有哪些優良傳統？我們應當怎樣繼承和發揚它？”
少甫同誌回答說：“黨的優良傳統表現在許多方麵，內容非常豐富，我們都應當加以繼承和發揚……現在，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關鍵時期。在這個新的曆史時期，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繼承和發揚黨的以下幾個優良傳統。”
“以下幾個優良傳統”是什麼呢？少甫同誌講的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艱苦奮鬥作風。少甫講的針對性強，並且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實事求是。少甫同誌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哲學基礎，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怎樣才能實事求是？少甫同誌說：“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聽取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意見，掌握第一手材料上下工夫。”
群眾路線。少甫同誌說：“實事求是的作風是同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緊密聯係的。幾十年革命鬥爭的經驗表明，人民群眾不但是我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們正確的領導思想的來源。”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人民群眾。針對某些幹部脫離群眾的傾向，少甫同誌指出：“有必要強調繼承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
艱苦奮鬥作風。少甫同誌說：“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都遇到過難以想象的困難。但都被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奮鬥所克服。原因就是我們的幹部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同群眾同甘共苦。”艱苦奮鬥，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針對那種艱苦奮鬥“過時論”，少甫同誌說：“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是我們黨不脫離群眾、防止腐敗現象的非常重要的武器。”
今天，重溫少甫同誌關於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艱苦奮鬥作風等黨的優良傳統的論述，不是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嗎？
三、指導寫好紀念黃火青同誌文章
2000年2月1日，《人民日報》第11版刊載《他活在遼寧人民心中——憶黃火青同誌幾件事》，署名是：郭峰、李荒、李濤、徐少甫、鄭奇誌。《遼寧日報》2月2日全文轉載。
這篇紀念黃火青同誌的文章發表後，受到好評。這篇文章寫得好，不能忘記少甫同誌的指導。
少甫同誌的指導，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參加“四老”座談會，確定思路。1999年12月9日上午9時，郭峰（84歲）、李荒（83歲）、李濤（86歲）、徐少甫（79歲）四位同誌在李荒同誌家開座談會，談紀念文章的思路。座談會由李荒同誌主持。他的思路是：“題：他活在遼寧人民心中——憶黃火青同誌幾件事。”少甫同誌說：“我同意寫幾件事。深入群眾，正是現在領導缺乏的。”
第二個方麵，積極提供材料。少甫同誌說：“有幾件事。”根據當時記錄，少甫講得最多、最有條理。“幾件事”是：一是技協，抓住發起人。從頭到尾地抓，黃火青同誌到高檢後，同技協的勞模們一直有聯係，而且發展了科技，是很有遠見的。二是工人生活互助。抓住鄧玉芝這個典型，黃火青同誌非常關心工人生活。三是市管縣，是黃火青同誌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地委沒有力量管縣，讓少甫同誌去調查研究。當時爭論很大。有人反對，說：“市怎麼能管農村？”火青同誌說：“下決心，改它幾個市看看？”試了一段，又有反複，成立遼南地委、錦州地委。但是，最終還是市管縣。四是蹲點。城市：在沈陽白山自行車廠蹲點。因為周總理對黃火青同誌說過：“天津飛鴿自行車搞得好，為什麼遼寧自行車廠不能幹好？”農村：黃火青同誌到新城子大隊蹲點，化名“王處長”。他到高檢後，還到新城子去過一次。五是在幹部工作上很超脫。黃火青同誌從來沒有說過把誰提起來，由主管書記分管。六是黃火青同誌很強調培養年輕人。根據中央指示，省委在黨校辦了青訓班。七是黃火青同誌很輕鬆，不是一天忙得要死。八是抓廠社掛鉤。九是黃火青同誌抓幹部的甄別。他布置的，全省甄別了幾萬人。少甫同誌提供的材料，都反映在紀念文章中。
少甫同誌為什麼對黃火青同誌這樣熟悉？因為黃火青同誌是省委第一書記，少甫同誌是省委分管組織工作的候補書記、省委書記。他對黃火青同誌很是敬重。他借用王良同誌的話表達自己的心聲，他說：“王良說過，火青是帥才，在他領導下工作，很舒心，沒有顧慮。”
第三個方麵，少甫同誌對文章的修改也很重視。少甫同誌是對文字很講究的領導幹部。一天夜裏，我已睡下，突然聽到廳裏電話嘩嘩直響，我趕忙披件衣服去接電話，拿起話筒一聽，是少甫同誌的聲音：“奇誌同誌，文章草稿我收到了，有幾個地方我修改了一下，我說，你拿筆記一下。”當我記完，看掛表，快22點了。這麼晚了，少甫同誌還在思考文章的修改並親自打電話，這種認真負責的領導作風，怎麼能不使人肅然起敬呢？
一位詩人說過：“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少甫同誌雖已仙逝，但他永遠活在遼寧廣大幹部和人民的心中！
“山東大漢”在遼寧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王良同誌雖然離開我們20多年（1985年9月2日逝世），但這位“山東大漢”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遼寧人民的心中。
“山東大漢”來遼寧
1958年11月，湖北省委、遼寧省委同時接到中共中央電報：調湖北省委常委、秘書長王良任遼寧省委農業書記。這是毛主席對“山東大漢”王良的“知人善任”，更是對遼寧人民的厚愛。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視察湖北。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說：“我在湖北，認識了一個‘山東大漢’，他的名字叫王良。膽子大，敢講話，很能幹。”
王良第一次與毛主席接觸是在1951年。當時李先念同誌任湖北省委書記，毛澤東這一年視察湖北時，要找一位地委書記談話，了解農村情況。李先念選中了時任孝感地委書記的王良。王良按照省委的通知，準時趕到省委會議室。推門一看，竟是毛主席坐在那裏，王良喜出望外。毛澤東詢問孝感農村的情況，王良對答如流，令毛澤東很滿意。
與毛澤東第二次見麵是在1952年毛澤東南巡時。當時毛澤東的專列恰巧停在孝感車站，毛澤東召王良上車彙報工作。第三次是在1953年，毛澤東視察湖北，時任湖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的王良跟隨毛主席七八天，與毛澤東共乘江輪在長江上航行。王良向毛澤東彙報了土改工作情況，他說：“有的地方土改不徹底，要進行土改複查。有的地方不是貧下中農當家作主，而是二流子掌握了基層政權。”毛澤東聽了王良的彙報後，讚成他對土改情況的分析，說：“土改徹底，就算了；土改不徹底，要進行土改複查。”這一次，毛澤東說了一句：“又一條山東大漢”。第四次是1956年，毛澤東視察湖北時暢遊了長江，並寫下《水調歌頭·遊泳》一詩。毛澤東多次與王良接觸，對他留有很好印象。正因為如此，在1958年11月武昌會議上，毛主席問：“‘山東大漢’怎麼沒來？”王良當麵聽過毛主席喊他“山東大漢”，又聽說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山東大漢”。所以，他對“山東大漢”的內涵有所思考。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夏牧原問王良：“因為你的直率憨實，主席送給你一個‘山東大漢’的外號，是嗎？”王良笑著回答說：“是啊！我想主席的用意是我不能隻做射大雕的武夫，而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科學知識、有群眾觀點的人民公仆，需要認真學習。”
1958年3月，毛澤東視察遼寧。他聽取了遼寧省委書記黃歐東的彙報，還到撫順露天礦視察，聽了撫順市委第一書記沈越的彙報，在撫順友誼賓館接見了遼寧省委和撫順市委主要負責同誌，並合影留念。毛澤東這次視察遼寧，對遼寧省情作了深刻分析。遼寧是全國重工業基地之一，但工業腿長，農業腿短，俗稱“鐵拐李”。而農業腿“短”的情況，已經影響到工業的發展。當時的遼寧，糧食不能自給，需要中央調撥；豬肉也不能自給，遼寧人到北京，都要買豬肉捎回來，北京人稱之為“東北虎”。怎樣把遼寧農業搞上來？關鍵是要加強省委對農村工作的領導。而當時省委又無專門抓農村工作的書記。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隨即決定派“山東大漢”王良到遼寧省委任農業書記。
1958年11月初，湖北省委接到“調王良到遼寧省委任農業書記，並可帶幾名縣委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電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對王良說：“我們不願讓你走。但黨中央、毛主席既已決定，我們就要執行。湖北調哪幾個縣委書記由你提出名單，要誰給誰。”王任重還幽默地說：“中央真會挑人。你這個‘山東大漢’身體好，你去吧，我們怕冷。”王良對毛主席親自點名調他當遼寧省委農業書記，感到光榮和興奮。當然，他也感到責任重大。1958年底，王良在北京翠明莊中組部招待所，對前去拜訪的遼寧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奇說：“遼寧是工業大省，是全國重工業基地，城市人口多，農業的擔子很重。中央決定我去當農業書記，我感到擔子很重啊！”
“以農民為本”的農業書記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良正是懷著這樣的心情來遼寧赴任的。他的到來受到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省委第二書記黃歐東和書記處全體同誌的熱烈歡迎。
在遼寧省委領導介紹的基礎上，王良一方麵召開農口廳局領導幹部會議，聽取情況彙報；一方麵，帶著秘書孫方和農業廳技術推廣處長曹玉琨下到各市、地、縣（區）和基層了解實際情況。曹玉琨同誌說：“他（王良）剛到任不久，就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為工作需要，他要求農業廳選派一個熟悉遼寧農村情況，又懂農業技術的人員隨他下鄉，以便隨時谘詢。我是省農業廳技術推廣處長，因而被選中，派到王良同誌身邊。連續工作8個月，（我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農村進行調查研究。”
經過一個階段緊張的調研、了解，王良對遼寧的“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情況心中有數了。作為農業書記的王良，他抓農業的思想主線就是一條：以農民為本。時時處處愛護、惦記、關心農民的溫飽冷暖，並盡其所能幫助他們排憂解難，千方百計地維護農民的利益。王良曾對省農口廳局長們說：“做領導工作的很重要一條，就是要經常下去，同基層農民交知心朋友，體察民情，了解民意，這件事做好了，我們的工作就會主動，指導工作才會有力。”原省農辦副主任呂品深有感觸地說：“王良同誌關心群眾疾苦，與群眾心連心，是我們的楷模，令人敬佩！”20世紀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新金縣（今普蘭店市）饑荒成災。王良得知災情後，立即指派省農辦副主任呂品帶人前往新金縣調查。呂品他們趕到實地看到農民生活非常困難，一些老年人浮腫的很多。群眾說：“三腫三消，準備鐵鍬。”一百來戶的村子，死十幾位老人。兒童情況更慘，有的無奶無糧，奄奄一息。有一戶四口人，兩個小孩子被放在筐裏，因吃青菜，拉屎也是“綠色”的，令人心酸。王良聽了呂品彙報，心情沉重地說：“實事求是，是黨性原則問題，事關人民群眾生活疾苦的事更是如此。既然情況屬實，就要當機立斷，妥善解決。”他還同呂品一起赴新金縣查看災情。當王良看到災民、兒童吃野菜充饑，瘦得皮包骨時，流下了眼淚，他說：“我們不趕快解決好農民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我們就應該向黨提出申請，讓我們下台！”他立即執筆起草向省委發出緊急電報，電文稱：“災民情況，實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