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諸葛亮舉賢的經驗，給我們以啟示。當前，舉國上下，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四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治國之道”何在？也在於“務在舉賢”。列寧早就講過“舉賢”問題。他說：“要研究人，要尋找能幹的幹部。現在關鍵就在這裏。”又說：“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有實踐家和實踐。發現人才——精明強幹的人（從共產黨員中百裏挑一、千裏挑一，……）。”列寧講的，“百裏挑一”、“千裏挑一”，這就是“舉賢”。“賢”在群眾中、幹部中。關鍵在於“舉”。如果“舉賢”，則“賢”出；倘若“嫉賢”，那就不好辦了。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也是根本組織路線。靠什麼“舉賢”？靠走群眾路線。我們要走群眾路線薦賢、舉賢，大膽選拔優秀的中青年幹部中的“賢”者。在這方麵，中央領導同誌，為全黨作出了“舉賢”的榜樣。各級領導，一個光榮的責任就在於“舉賢”。隻要舉國上下都在“舉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治理得好上加好。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學”與“問”
學問，學問，學同問是分不開的。應當說，學問，不隻是“學”的結果，也是“問”的結果。
我國古人讀書，很講究“問”的。早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說。清代學者戴東原10歲時，老師告訴他：“《大學》是孔子的言論，曾子記述的；有的則是曾子的話，曾子的學生記述的。”如果作為一般的學生，對於師長的話當然深信無疑，但戴東原卻不這樣。他問老師：“怎樣知道它是孔子的言論，是曾子記述的呢？又怎樣知道是曾子的話，曾子的學生記述的呢？”老師告訴他：“是先儒朱熹在注解裏說的。”戴東原又問：“朱熹是什麼時代的人物呢？”老師說：“南宋人。”戴東原問：“孔子、曾子是什麼時代的人呢？”老師回答說：“是東周人。”戴東原繼而問道：“東周與南宋相隔多久？”老師回答道：“差不多兩千多年了。”戴東原更加懷疑地問道：“既然相隔兩千多年，朱熹怎麼知道孔子、曾子的事情呢？”結果老師被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後來，戴東原在《答鄭用牧書》中記述：“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就是說，對別人的話要“問”個明明白白；自己對問題要搞得清清楚楚。
戴東原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是很值得學習的。毛主席早就告訴過我們：“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這是我們應當時時記住的教導。
顯然，在學習的道路上，麵對著浩瀚的知識海洋，我們不懂或不甚懂的東西，總是會有的。對於不懂或不甚懂的問題怎樣辦呢？不懂裝懂，強不知以為知嗎？不行。因為這樣是自欺欺人的。那麼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問”。
或許有人以為：“不懂就問，那不是很容易嗎？”其實並非如此。要真正做到“問”還需要解除種種顧忌的。有什麼顧忌呢？影響“問”的，大致有以下幾種原因：其一，“問”怕有失“身份”，因而寧願自己想，不願“問”別人。自己“想”，多想，苦想，自然對；但不願“問”則屬不妥。“問”不僅不會有失“身份”，反倒會使領導被領導互相啟發，密切關係，增加了解。有啥問題就問啥，不足為恥。如果有所失的話，那麼，“失”的是問題，而得到的是知識。其二，有人擔心“問”會被人笑話“自己水平低”。不會的。如果說“水平低”，那麼，不正因為水平不高才需要學習嗎？“問”是一種好學多想的表現，有什麼被“笑話”的呢？其三，有人擔心“問”會落“鑽牛角尖”、“咬文嚼字”之嫌。其實是誤會。“問”同“鑽牛角尖”、“咬文嚼字”是不能等同看待的。“鑽牛角尖”、“咬文嚼字”是離開學習的實質而追逐細枝末節，這和對不懂、不通的問題，多問多想，力求弄懂、弄通，不是兩回事嗎？
我們要掃清“問”的道路。“問”是苦學的表現；“學”是“問”的基礎。不好“學”，不可能善“問”。“學”的越精，“問”的越深刻；而“問”的越深刻，“學”的越是紮實。所以，“問”對於學習，對於做好工作，都有重要意義。我們不僅要善學，而且要善問。要又“學”又“問”，又“問”又“學”，以求“熟讀而精思”，精益求精。
“苦讀”與“巧讀”
“人非生而知之，學然後知之”。要“學”，當然離不開“讀”。要讀書，多讀一點書，恐無異議；但如何讀，很值得研究。
有人不在“苦讀”上下工夫，而往往去尋找什麼“竅門”、“捷徑”之類，甚至譽之為“巧讀書”。這種走馬觀花、不求甚解的讀書，自以為“巧”，實際上並不“巧”，而恰恰是“弄巧成拙”的。讀書，這就是學習科學，而科學是來不得半點調皮的。許多人在科學上、學習上有所作為或獨樹一幟，都是勤學苦鑽的結果，而不是找“竅門”走“捷徑”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科學上麵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在那崎嶇小徑的攀登上不畏艱險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清人阮元說得好：“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餘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他瞧不起那種一目十行的“巧讀”，而認為十目一行才是真能讀書。
如此說來，就不要“巧讀書”了嗎？不，巧讀還是要的。莊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而且我們的有涯之生，用於學習的究竟還隻是一部分。因此要“巧讀書”，不斷改善學習方法，要善於學習。但“巧讀書”絲毫不意味著可以“取巧”，貪圖“捷徑”。不！要下苦工夫，付出時間、精力、代價！“巧讀書”是以“苦讀書”為基礎的。俗話講：“熟能生巧”。這是頗含哲理的一句話。“熟”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著作，領會其精神實質，便可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巧妙”地加以運用。如果對馬克思主義著作不“熟”，隻是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當然無從談“巧”的。由此可見，隻有“苦讀”，才能“巧讀”；離開“苦讀”去談“巧讀”，是舍本求末的。所以，我們要“苦讀”。古人讀書“頭懸梁，錐刺股”，我們今天倒用不著采取這樣的做法，但古人那種“苦讀”的勁頭卻是值得學習的。
自然，“苦讀”，並非苦事，隻是要下苦工夫、刻苦鑽研，不要希望走“捷徑”。讀書並非一件“苦”事，而恰恰是一件“樂”事。孔子不是說過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習——這就是戰鬥，而戰鬥是為了奪取新的、更宏偉的勝利！這裏需要有刻苦的精神，這裏也有無窮的樂趣。
鋼彈、糖彈及其他
鋼彈與糖彈，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都具有殺傷力，這是相同的。不同點在於：（一）糖彈常從暗處襲來，不易提防。可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二）糖彈裹以糖衣，花花綠綠，妄圖使人戀其“糖”味之甜，忘其“彈”之毒辣。（三）糖彈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專門襲擊意誌薄弱者，腐蝕其靈魂。可以使一個好端端的共產黨員蛻化變質，甚至觸犯刑律。
還是在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同誌就諄諄告誡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
事實正是如此。曆史經驗證明一個真理：每當糖彈襲過之後，總有一些共產黨員被擊中。著名的“三反”、“五反”時，一些共產黨員被糖彈打倒了。不但有一般的共產黨員，也有像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張子善這樣曾經入黨很久的人（被判處死刑）。這次，打擊經濟領域裏的嚴重犯罪活動，又有一些共產黨員被糖彈所擊中。例如號稱“汽車大王”的河南省安陽投機倒把罪犯陳希海、曹振山，用糖彈把95名國家幹部、78名共產黨員擊倒。眾所周知，被糖彈擊中的，不但有一般共產黨員，也有像廣州市電信局黨委書記、局長王維經一類的“領導幹部”。
唐王李世民說過：“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共產黨員中間，不斷有人被糖彈擊昏、擊倒，有些什麼經驗教訓呢？
一、從糖彈攻擊的目標上分析，見利忘義的掌權者是糖彈攻擊的主要目標。因為掌權者手裏有人、錢、物的支配權。他們貪婪地攻擊大大小小掌權者，就是希望得到他們夢想的“一切”！
二、從糖彈攻擊的戰略上分析，“煙引路，錢作馬，酒為軍，千方百計拉下水。”有些人好吃吃喝喝，且“向錢看”、“見錢眼花”。施放糖彈者，抓住弱點進行攻擊。“世路難行錢作馬，愁城欲破酒為軍”。“有錢能使鬼推磨”。“酒壺一撅腚，喪失原則性”，結果“酒盅雖小，淹死人了”！一個被糖彈擊中了的共產黨員，在“蘇醒”之後說：“財迷心竅，金錢買了我的黨性和原則性。”這沉痛的教訓，發人深思！
三、從糖彈攻擊的方法上分析，先小後大，軟硬兼施。他們窺測方向，開始試探性攻擊，施以“小恩小惠”。當你委婉拒絕時，他則以“小意思”之類加以掩護。當“缺口”被打開之後，就開始大幹了，使勁“喂”。“拿人手軟，吃人嘴短”。乖乖為其“效勞”了！
由此可見，糖彈攻擊的危險性、嚴重性和欺騙性確實存在。每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吸取經驗教訓，提高警惕。
糖彈的攻擊不會停止。因此，腐蝕與反腐蝕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共產黨員應當拒腐蝕，永不沾，廉潔奉公，一塵不染。
魚翅、鴉片和煙槍
夜讀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選自《且介亭雜文》），掩卷深思，以為有極強的現實性。
舊中國，腐敗無能，閉關自守，導致了科學技術落後，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魯迅先生無情地鞭撻了舊中國的“閉關自守”，說：“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眾所周知，這種“閉關主義”並未同舊中國一道滅亡，它被林彪、“四人幫”承襲下來並加以惡性發展了。這夥醜類，把自力更生歪曲成為“閉關主義”，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你要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先進經驗嗎？什麼“崇洋媚外”、“爬行主義”、“賣國主義”一類政治帽子便一股腦兒扣將過來。君不見，大慶有一台外國設備，江青得知後，拿出慈禧要把火車頭推到海裏的勁頭大吵大鬧：那是外國的，一定要拆下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由“閉關主義”轉為“拿來主義”。縱目祖國大地，兩年來，我國已經“拿來”一些先進設備與先進技術，對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起了促進作用。正如魯迅所提倡的，是“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這種“拿來”，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需的。
“拿來主義”，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是主張“拿來主義”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列寧就曾號召布爾什維克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列寧說：“從理論上講，很明顯，用幾千萬或幾萬萬（這我們還拿得起）向歐洲資本贖買，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增加用來恢複我們的大工業的裝備、材料、原料和機器，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同誌早就說過：“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拿來主義”“拿來”什麼？毛澤東同誌在這裏所說的是“一切真正好的東西”，而不是那些真正壞的東西。這就有一個鑒別和挑選的問題。魯迅以一個青年得到一所大宅子為例：對宅子先是要“拿來”，但對宅子裏的東東西西則是必須“挑選”的。怎樣“挑選”呢？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可以“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看見鴉片，也不一定“當眾摔在毛廁裏”，顯示其“徹底革命”，而是“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對於“煙燈和煙槍”，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而外，大部分“可以毀掉”。如若不“挑選”，不分良莠，一律“拿來”，這種“‘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我們今天所說的“引進”，就是要實行這種有“挑選”的“拿來主義”。對外國的技術、設備、管理經驗，要經過認真地“挑選”。這就是說，擇其善者而“拿來”之，其不善者而抵製、批判之。同時，還要根據我們的需要與可能，分清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拿來”。如果不認真“挑選”，不考慮自己的需要與可能，以為凡是外國的都是好的，甚至國內可以生產的東西也去“引進”，隻講“引進”，不講自力更生，不努力發揮現有企業作用，那麼，這種“拿來”，不僅不會促進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反而會起到阻礙與破壞的作用。毛澤東同誌曆來反對照抄照搬的做法，他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魯迅在“拿來主義”中，指出對原來宅子中的東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這樣，“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了。這種吸取精華、排除糟粕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洋為中用”。我們“拿來”了“洋”東西，目的是要為我所用。我們“引進”的目的，是為了增強我們自力更生的能力。這就要對“洋”的東西進行吸收、消化。好比吃飯，一個人吃再好的食物，倘不消化吸收，無補於身體；隻有消化了，吸收了，才會產生熱量，增強體力。同樣，我們引進外國的科學技術和設備，隻有著重在“吸收”上下工夫，隻有真正“吸收”了，完完全全掌握了，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促進我們自己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國際上，日本人的“吸收”能力很強，他們既勇於引進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又善於“吸收”這種先進的東西。這種本事，我們很可借鑒。對世界科學技術怎樣才能吸收得好？顯然，不改變“四人幫”搞的那種“文盲加科盲”的狀態，是無法“吸收”的。俗話說：“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們要奮發學習科學技術，努力從外行變行家。我們要在學習中引進，在引進中學習。
周恩來同誌說過：“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是有創造性的民族。隻要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行革命的“拿來主義”，把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同自力更生密切結合起來，我們就一定能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醫治“恐右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