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雜文
電大文科的許多同學，很喜歡雜文，並且躍躍欲試。我以為，這是一件好事。雜文短小精悍，絢麗多姿，不拘一格，著實令人喜愛。我們黨的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如瞿秋白、謝覺哉、陶鑄、胡喬木、鄧拓等同誌，都擅長寫雜文。1957年3月，陳毅同誌揮筆寫下了《讀時下雜文，因憶魯迅》的“長歌”。詩雲：
我愛讀雜文，魯迅作者最。
打擊方向準，是非嚴分類。
甘為孺子牛，敢與千夫對。
一生無媚骨，至死不饒罪。
又加文辭美，諷刺有深味。
……
近來雜文多，爭鳴生氣倍。
每天我必看，愈看愈有味。
……
雜文確實是一種令人喜愛，值得提倡的文體，本文就雜文及其寫作談幾點看法。
一、雜文是散文的一種。它是文藝百花園中一枝紅玫瑰。為什麼叫“玫瑰”？因為它花而有“刺”。雜文之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早在《漢書·藝文誌》中就已出現雜家的提法。班固說：“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清人永瑢、紀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雜家類敘》中讚同班固的觀點，認為雜文範圍很廣，“無所不包”，凡“立說者為之雜”。古之一些“筆記”，好多可算雜文。至於說及現代，魯迅則是現代雜文的奠基人。他為雜文開拓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魯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處於白色恐怖包圍之中，沒有言論自由，不得不采用隱晦曲折的手法——後來被人稱之為“魯迅筆法”。
二、雜文究竟有哪些特點呢？我以為應從以下幾方麵來理解。
首先，雜文要“雜”。如果說散文（這裏指狹義的散文）是抒情、寫景之作，以清淡、秀麗、清新為上品，不一定要發什麼議論；雜文的特點則是有感而發，無所不包，無所不談，什麼問題都可以或長或短地“雜”一番的。如果對雜文再進行分類，則有政論性雜文、曆史性雜文、文藝性雜文，等等。但不管哪一類雜文，都要有感而發。當然，這種“感”必須是新鮮的。倘若“感”而不“新”，別人“感”過了你再去“感”，那就沒什麼價值了。雜文之“雜”，並非拉拉雜雜、雜亂無章、敷衍成篇，而是要“雜”而有章，“雜”而有趣。
其次，雜文要“文”。雜而有“文”，是雜文區別一般政論、言論之所在。雜文是一種文藝性論文，是詩與政論的結合。胡耀邦同誌曾經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它說明，沒有文采，沒有好的語言，就不能打動人心。這是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言而無文，肯定是沒有多少生命力的。”（《堅持兩分法，更上一層樓》）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雜文，更要求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文采斐然，詩味雋永。著名雜文作家唐弢談創作經驗時說：“正因為它短小、直接、集中，就愈是要求我們的作者能夠寫得深刻、生動、有味，一下子吸引住讀者；愈是要求這種藝術的表現形式能夠適應它的思想內容，通過廣泛的社會、曆史知識以完成其靈活和多彩。”這是經驗之談，很是值得我們從一開始就予以注意的。
第三，雜文要有戰鬥性。雜文倘無戰鬥性，軟軟綿綿，無棱無角，那還叫什麼雜文呢？魯迅的雜文就是戰鬥的。他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從魯迅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雜文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戰鬥性。當然，戰鬥性，絕非硬邦邦，更不是“扣帽子”；“恐嚇和辱罵，決不是戰鬥”。雜文應當是有分析的、說理的，做到“以理服人”。同時，在講到戰鬥性時，絕不能排斥藝術性，“給人愉快和休息”。怎樣“給人愉快和休息”呢？這就要注意雜文的知識性、趣味性。
我們現在寫雜文，怎樣體現雜文的戰鬥性呢？我們可以激揚文字，鼓舞鬥誌，揭露陰暗麵。魯迅說：“‘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毋庸諱言，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有“穢水”、“膿汁”、“淋菌”一類，完全可以運用雜文這種形式或揭露，或分析，或諷刺，都無不可。當然，對敵人的諷刺與對人民內部的諷刺，有本質上的區別，但絕不是不要諷刺。我們要像毛澤東所說的“廢除諷刺的亂用”。另外，隨著時代的不同，雜文的內容也有變化。新中國成立以來，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新人新事的雜文越來越多了。
三、怎樣寫作雜文呢？正如沒有“小說入門”一樣，也沒有“雜文入門”。重要的是在寫作實踐中摸索、體會、創造。我以為，必須解決兩個方麵的問題：
一個方麵，就是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報紙雜誌應予支持。新中國成立三十四年來，雜文，幾經“危機”。“史無前例”那陣子，尤甚。凡寫雜文者，都扣上“反黨”的帽子，挨批挨鬥。這樣搞法，誰還敢寫雜文呢？
“四人幫”也不是一律不要雜文的，隻是他們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黑文、鬼話，張春橋就寫過什麼《關於雜文》，文痞姚文元，以寫“雜文”成癖，自命“雜家”。現在，嚴冬過去，春天到來，百花園裏，萬紫千紅。如果一些報刊，能辟專欄刊載那些寫得好的雜文，活躍論壇，那是很有益處的。
另一方麵，習作者對寫雜文要有正確認識。寫雜文，既不為名，也不為利，而應為了我們的事業。對寫雜文，既不要認為“高不可攀”，也不要以為輕而易舉。在魯迅看來，寫雜文“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學寫雜文，應注意些什麼問題呢？我認為，學、觀、寫、改這幾個字是很要緊的。
魯迅說過，寫雜文，“要有一點常識，用一點苦功”。雜文無所不包，無所不談，集知識性、文藝性、趣味性於一體，沒有廣博的知識，是難以下筆的。知識麵窄，孤陋寡聞，作品則“先天不足”。要多多學習，借鑒魯迅等先輩寫作的雜文，反反複複地琢磨、領悟、體味其中之奧秘。學寫雜文要與作筆記、劄記、卡片結合起來。倘若把寫雜文比作一種“建築”，那麼，平時就要準備“建築”材料。特別是要把故事、典故、引語等寫在卡片上，並積累起來，按性質分類，用起來就頗為方便。雜文的作者應有廣博的知識，不但有社會科學知識，還要有自然科學知識。
觀，就是觀察社會，觀察國內外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現象及其變化。魯迅認為，“為要創作，第一須觀察”，“對於任何事物，必須觀察準確、透徹，才好下筆。”。當然，這裏也應該包括調查研究，分析綜合。
雜文是寫出來的，要不斷地寫。有的初學者想寫雜文，苦於“沒有題目”。
我說，隻要想寫雜文，題目總是有的，並且是寫不完的。那麼，雜文題目從哪裏來？可以有兩個方麵：一方麵，讀書、看報、看電影，確實有所感，則可有感而發，寫成雜文；另一方麵，對生活中某一現象，經過思索有所感，也可寫成雜文。雜文不易寫，初學寫作者，不一定一寫就被報刊采用。不登，也不要心灰意懶，要不怕失敗。要像茅盾說的那樣，“多讀多寫多生活，邊讀邊寫邊生活。”
給自己的雜文取一個好題目很重要。雜文題目，是雜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標題要醒目有新意，讓人一看標題就非把全文讀下去不行。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列寧《進一步，退兩步》、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這些雜文的標題，新穎，風趣。
對題材開拓要深，精巧構思，然後揮筆而就。要想好、想透了再寫，尾首連貫，一氣嗬成。魯迅是“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
改，就是雜文寫成草稿之後，要認真地反複地進行修改。雜文不僅是寫出來的，更是“改”出來的。“文字頻改，功夫自出”，嚴肅而認真地修改，是魯迅創作經驗的一個重要方麵。他在病中寫出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這一絕筆之作也修改六十多處。寫雜文不願修改，“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改”有什麼方法呢？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寫好當時就去修改，“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另一種，“等到成後，擱它幾天，然後再來複看，刪去若幹，改換幾字”。經過一段時日，思想會深化，再拿出來修改，會改得更準確、深刻些。
學、觀、寫、改，就是我對雜文寫作的粗淺之體會。
談 適 度
黑格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趕著一頭驢馱東西，他看驢挺著腰板蹬開四蹄矯健地走著，便以為“負荷”太少，於是不斷地往驢背上加東西。但是，加到最後驢卻幹脆躺下不動了。
這則故事，告訴人們一個關於“度”的真理。驢是可以馱東西的，但馱多少合適，這就有一個“度”。其實，不隻是驢馱東西有個“度”，任何事物都有個“度”。
鐵在一定的溫度內可以鍛壓，但溫度如果超過一千一百度，則將熔為鐵水。一個鐵匠打鐵的時候掌握火候，就是掌握“度”，如果不到“火候”，產品不堅韌；但如果“過火”了，質量也會下降。一個醫生給患者用藥也有個“度”。如果用藥不足，不能治病救人；但如果用藥過度，便會發生意外。甚至一個家庭主婦在燒飯的時候，也要掌握“度”。如果火小了，飯會夾生；但如果火大了，飯就將燒焦串煙。所有這些都說明，任何事物都有個“度”。不論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思維現象，毫無例外。
什麼是“度”呢？量和質的對立統一為“度”。列寧指出：“度是特殊規定量。”（《哲學筆記》）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定量和質的統一體。沒有隻有質沒有量或沒有質隻有量的事物。質的存在必須以一定的量的活動限度為必要條件；但質又是量的基礎，它規定量的範圍。在一定限度內，量變不會引起質變（當然，也包括局部的質變），但如果超過了一定限度，量變必然引起質變。這種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就是事物的“度”。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它規定著事物存在的客觀界線。我們要十分注意事物的“度”，做什麼事情都要適度。
適度，才能使工作獲得勝利。如果不適度，低於或高於實際可能性，都將使工作遭受損失。例如生產指標的確定，如果低了，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但如果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限度，同樣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再如密植，適度才能增產。如果密到不合理的程度，不但不能增產，甚至還將減產。思想鬥爭，也需要適度。隻有適度，才能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一個同誌的缺點、錯誤當然要進行批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但是如果過分地批評，也不能達到治病救人及在新的基礎上團結的目的。正如劉少奇同誌指出的：“……對同誌、對工作的批評要適當，要有分寸。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爾什維克的尺度。一切過分的批評、擴大人家的錯誤，濫給別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對的。黨內鬥爭不是鬥得愈厲害愈好，而應有適當的限度，應講究適當，‘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論黨內鬥爭》）不僅上述這些，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個限度，我們不論做什麼事情，無一不需要注意適度。隻有適度，才能把事情辦好，否則，不是“過”，就是“不及”。
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當然，要搞好工作，就要掌握“度”。但是又不能以一個尺度去衡量一切，以不變應萬變。因為事物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是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因而表示事物質和量統一性的“度”也是不斷地改變著。所以，我們必須在事物發展變化中去掌握適度。如果看不到事物的變化，希望用一種固定的公式去掌握適度，結果反會不適度的。“度”雖然是在變化著，卻不是變化得不可捉摸。隻要我們掌握質和量相互關係的原理，把事情辦得適度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一個人要把事情辦得適度並不容易，開始可能辦得不適度，但是，隻要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就可能由不適度轉為適度的。
“治國之道 務在舉賢”
《說苑》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一次，趙簡子乘船遊玩，不覺感歎而言：“我身為國君，為何得不到一個有才華的賢士呢？”船夫古舟聽後，忙而跪曰：“大王，金銀財寶並未長腿，卻聚集到你的身邊供你享用，那是你喜歡它們的緣故；而長著兩條腿的賢士未到你這兒來，那是因為你不喜歡他們。”趙簡子不同意此言，說：“我門下養著兩千個食客，怎能說我不喜歡賢士呢？”古舟繼而答曰：“鳥能飛起來，靠的是翅膀上的羽毛，至於肚子裏的‘羽毛’，即使多，也不能幫助它飛起來。”趙簡子聽後頗受啟發。從此廣招賢才。不久，趙國就興旺發達起來。
這則故事說明什麼道理呢？它說明要使國家興旺發達，就要啟用賢才。古往今來，莫不如此。諸葛亮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此話頗有道理。諸葛亮，在“舉賢”方麵，積累了豐富經驗。約而言之，有三：
一是在識賢上下工夫。諸葛亮在實踐中，尤其是“街亭失守”之後，認識到識賢的重要。要經過識別，把“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識別出來。怎樣識賢呢？集諸葛亮之經驗，有“七觀”。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七觀”，很全麵。用今天的觀點看來，就是“觀”德才。然而，有的方法我們今天不能用，例如怎能把人灌得酩酊大醉而“觀”呢？但對幹部的“誌向”、“才識”、“勇與怯”、“廉與貪”、能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則是應該“觀”的。
二是大膽用賢。識賢是用賢的組織基礎。識賢目的在於用賢。諸葛亮用賢不求全，而是用其所長，著重看忠不忠於蜀漢政權，執不執行他的政治和軍事路線。有個叫張嶷的人，史書上說他“出自孤微”，且“放蕩少禮”（《三國誌·蜀誌·張嶷傳》），但他忠實於蜀漢政權，諸葛亮就把他提拔為越嶲太守。還有一個叫王平的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個”。但他忠於諸葛亮，很有軍事才能。街亭戰役時，他是一個裨將（低級軍官），他堅決反對馬謖棄城不守、舍水上山的逃跑失敗主義路線。馬謖“怯”敵如虎，一敗塗地；王平則“勇”，鳴鼓迎戰。不但嚇退了進攻的魏軍，而且還收容了敗散的士卒，使蜀軍免受更大損失。街亭一役，諸葛亮“觀其勇”，立即提拔他為參軍，委以重任，讓他統帥軍馬，後提為大將軍。
三是廣舉賢能。北宋範仲淹鎮守杭州時，他經常提拔自己身邊的官員。因此，在外盡職的蘇麟，便獻詩雲：“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而諸葛亮並不這樣。他不但自己注意發現人才，大膽提拔使用，而且還特別鼓勵他的下屬和各州、郡官吏給中央推薦人才。當時有個廣漢太守叫姚伷，曾經給諸葛亮推薦不少有才能的人。對此，諸葛亮深表滿意。當眾表揚姚伷。說：“當臣下的，能夠做的對國家最有益處的事情，就是多推薦賢能之士。姚伷不但自己很有才能，而且還向朝廷推薦了不少有文武才能的人，這樣做很好，希望大家都要像姚伷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