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口糧不夠吃，父親辭職回村種地。別人都不理解，母親也轉不過彎來，說找工作不容易，怎麼好意思回來。父親不管那些，笑著拿著鐮刀去參加勞動。再就是甩開膀子去搞小片開荒，俗稱刨搞頭地，他創過記錄，一天刨三畝地。
雖然父親從承德回來了，可承德一直連著我們的生活。大舅家在圍場，五姨家在承德，我的想象圍場在承德的北麵，也就幾裏遠。他們兩家生活在城市裏，過著我們過年時都比不上的生活。大舅每到過年都要回老家上墳，也給我們帶回一些好吃的，如幾斤大米或麵粉，還有點心、花生和塊糖等。有時也換樣，如米糖等，還有舊衣服。那也是大舅和五姨的老家，大舅就是從這裏跟著72團的後麵走的，參加了革命。那時，他開著單位的解放牌汽車，如果路過都要回老家看看，母親和他一見麵就忍不住流淚。大舅告訴她，“開車從青羊山往這邊一轉，就看到前梁的南山頭了，一看到這個大山頭，心裏總會一熱”。大舅總是要走，母親常一個人叨叨大舅這句話，並有意地看看南山頭，眼淚也會留下來。
二姐鳳華九歲那年得了病，村裏四個人抬著到圍場治療，就住在大舅家。大舅還為她輸了300cc的血液。可她幼小的生命最終沒被救過來，被裝殮在一個草袋子裏，由大舅開車把她送回，埋在西山的山穀裏，留下一個小小的墳塋。後來大舅每次回老家，路過那裏，都要轉過頭端詳良久。可能是轉移了注意力，油門不給油了，過了那裏，大舅也收回視線，才會好。
記憶中大舅比較威嚴，小孩都怕他，他常不苟言笑地拿出糖塊什麼的。有一天早晨，母親讓姐姐領著我翻過後梁到十泉河供銷社買東西，正好在那碰上大舅，他是上級派去蹲點的，監督群眾修梯田。大舅在新修的梯田上站著，我都忘記與他搭話了。他也跟我們到了供銷社，買了一包花生蘸讓我們拿上，說：“你們先走吧，我一會就到。”
他走起路來大步流星，比我們先到家的。母親看到大舅來了，自是喜不自禁，忙說：“也沒什麼好吃的，還有十個雞蛋，給你煮了吧！”
大舅一邊與母親說話一邊吃雞蛋。他腕上的手表漏了出來，我們都看稀罕似地看著，他就從腕上摘下來，遞給母親，哥哥和姐姐們也都小心翼翼地傳看。別人看完以後，我也壯著膽子拿到手裏看，誰知越怕越哆嗦，看著看著啪地掉在了地上，我有多著急，有多不好意思，可想而知。我再也不敢抬頭去看大舅，也不敢看母親的臉。母親嚴厲地掃視我一眼，起碼給我準備兩個耳光，但我早被哥哥和姐姐們拉得遠遠地，再也不敢往前湊了。
五姨也時常往回帶舊衣服和好吃的，有一次她捎回兩顆紅薯，好大，足有一尺高，成人胳膊那麼粗。那時她們家好像還在下板城。母親把紅薯蒸熟，端上桌來，薯皮都綻開了花，露出的瓤冒著金星，咬一口又麵又甜，美妙可口。現在，任誰打著燈籠也找不到那樣甜的薯了。
分田到戶的前幾年，父親累得得了腎炎，很不好治，關鍵是缺醫少藥。幸好有五姨一家在承德，她和五姨夫供應了好多藥，直到把父親的病治好。
有一回五姨回老家看望母親和我們一家，那是個秋天，漂亮的五姨大高個，愛說愛笑，逗得我們也一片笑聲。她說走時要把三妹國華抱上，管她叫胖蛋。最後母親與五姨灑淚相別，沒啥送的，剪了些海棠果給她帶上。
我上初二時，母親和姐姐提前在信中約定，放了寒假由我去看望五姨一家。我背著送給五姨一家的年貨乘火車出發了，年貨裏有兩塊粘糕，很沉。按著約定，下了火車我手裏各拿一張信紙，五姨她們接站就找雙手拿信紙的小小夥就行了。可任憑我怎麼擺鬧那兩張信紙，沒有一個人看我一眼。我走出候車大廳，站在承德火車站的月台上，一邊照顧隨身帶的年貨，一邊變換著姿勢舉著那兩張信紙，東張西望。信紙舉得怎樣高，沒有一個人搭理我。我搜腸刮肚地想著五姨的樣子，盼她出現，其實我們有好多年沒見麵了。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就剩我一個人在那翹首期盼。正著急時，柱子後麵有一個著紅格大衣的姐姐，在那一邊偷看一邊笑。她一定是被我的窘態所吸引，可我不認識她，不知她是什麼人，於是收起信紙，背上年貨，走下月台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