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祿的壓力越來越大。朝廷三番五次地來電，要他迅速收複失地。可直隸的兵力十分有限，盡管朝廷已令甘軍董福祥部和浙軍馬玉昆部馳援天津，但仍不敷調配。在這種情況下，裕祿隻能把希望投向義和團了。
此時，天津義和團人數已相當可觀，達到兩萬人之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雲：“除本津所有數百人不計外，從清、靜、滄、鹽、南、慶各州縣，及他處各鄉邑來者，約有二萬餘人。因非出自一處，故裝束亦各不相同。有在小褂外著一紅色兜肚者；有年已三四十歲，而各纏一紅辮頂者；尚有一某處匪首，身著黃綢大褂，在街行走，怪誕離奇，實不可思議。其名號更多駭人聽聞，竟有名為某皇上者。”
這段描述顯然充滿了偏見，但可以想象當時的義和團可能就是這種狀況。他們大多是來自鄉間的農民和無業遊民，總體素質並不高。他們思想迷信、偏狹，缺乏紀律性，身上沾滿了濃厚的舊習氣。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痛恨帝國主義，反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在戰鬥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犧牲精神也令人讚歎。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當時的清軍普遍不信任，也看不起義和團。在聯合作戰中就鬧過不少矛盾。比如，雙方事先約定好進攻時間，到了時間，清軍準時發起了進攻，可是義和團卻遲遲不見蹤影。事後問起理由，說是幹支不對，“非吉時也”，不宜出戰。有時在戰鬥中，他們還不聽指揮，提前發起攻擊，或先行退去，完全隨心所欲，不顧大局。
更為幼稚可笑的是，進攻時，團民們在身上貼著神符，嘴裏念著各種咒語，高喊刀槍不入，迎著敵軍的槍炮前進，結果是在敵軍的槍炮下成群地倒下，不啻白白送死。
更荒唐的是，6月27日，義和團首領曹福田在久攻老龍頭車站不下的情況下，竟向聯軍發出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戰書。戰書說，我曹某眼下“神兵齊集，本當掃平疆界，玉石俱焚，無論賢愚，付之一炬”，可天津“人口稠密，百姓何苦，受此塗炭”？咱們別在城裏打了，城東有塊曠地，可作戰場，有種的你們出來，我們“定準戰期，雌雄立見”。[440]
聶士成對義和團向無好感，也不認為聯合義和團是一個好辦法。除了不看好這些團民外，更讓他憂慮的是，義和團恨他，這個仇恨至今沒有解開，令他困擾。
其實，聶士成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在大敵當前，戰局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義和團對聶軍的敵視仍未稍減。他不斷接到報告，有團民向聶軍發起攻擊，並有他的士兵被團民抓捕或殺害。當然，對於團民的襲擾，聶軍也時常進行還擊。楊慕時和邢長春的隊伍就曾對義和團以牙還牙，予以還擊。在這種情況下要與義和團聯合，聶士成當然是不看好的，也極不情願。
6月底，天津戰況越發不容樂觀。聯軍先後攻占了陸師學堂、機器局、海光寺和水師學堂。為了防止清軍進攻租界，聯軍還放火燒毀周邊村莊和大沽炮台。相反，武衛軍和義和團雖然包圍了紫竹林，卻久攻不下。
28日，裕祿在督署會見天津各位團首。這次會見表明，裕祿要正式聯合義和團了。在事後給朝廷的報告中，裕祿談到對“天下第一團”團首張德成的印象，他說“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強，誌趣向上”。他還說道，“此外各團總，如靜海之曹福田、韓以禮、文壩之王德成，均尚可用”。隨後，他下令釋放關押的所有拳民，並給各團發放銀兩和慰問品。
聶士成並不讚成這樣做，提醒裕祿對義和團應該有所防範。可大敵當前，天津存亡所係，裕祿此時也顧不了這麼多了。對他來說，現在最需要的是盡快改變戰局。他對聶士成說：“團民誌在報國，有神術。”
聶問：“信否？乃騙術耳。”
裕說：“眾皆如是說，功亭不信，可去察看。”
聶士成果真去了。一拳民當眾表演神術，他脫光上衣，喝酒，念符，然後鼓起肚腹，屏息凝神，大吼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