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一得勢，聶士成的日子便不好過了。由於義和團痛恨聶軍，頻頻進行報複。凡遇聶軍人少或落單時，抓住便殺，看見就打。尤其是靜海一帶團民，在落垡吃了虧，更是一心複仇。一次，聶士成回天津，在街上遇見義和團。團民們馬上圍上來，有人持刀直奔聶士成的坐騎而去。多虧衛隊極力阻擋，聶士成才得以脫身，避入督署。
這種明目張膽的襲擊，讓聶士成非常窩火，可是，裕祿也拿團民們毫無辦法。更讓人不能接受的是，上邊卻聽信一麵之詞，對聶士成多次申斥。特別是剛毅回京後，猛放聶的壞水，向上參劾聶士成、楊慕時等濫施殺戮，“殊形猛浪”。聶士成心裏十分委屈，因為查禁義和團明明是上邊叫他幹的，現在風向一變，罪過卻全成了他一個人的，簡直豈有此理！武衛軍總統榮祿看到這個情況，擔心聶士成激變，便寫信寬慰他，說義和團不是存心對他，是因為聶軍的軍服、裝備與洋人相近，這才造成了誤會。聶士成顯然不相信這樣的說辭。接信之後，便慷慨複書：“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吾為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剿，這不是失責嗎？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辭。”[436]
6月17日，聯軍攻陷大沽口。局勢進一步惡化。就在大沽口被攻陷的前一天，慈禧召開禦前會議，參加者有大學士和六部九卿。據參加此次會議的惲毓鼎回憶說，會議在儀鸞殿東室召開，時在午刻（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參加者約百人，室中跪滿，來晚的則跪至檻外。殿朝南，皇上太後背窗向北坐，樞臣跪禦案旁，諸臣皆麵朝南。會議開始後，光緒皇帝對京城的現狀很不滿，他詰責諸臣，沒能彈壓亂民，口氣甚為嚴厲。當時，惲毓鼎與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一起，兩人低聲耳語。在他們旁邊跪著的是甘軍統領董福祥。董小聲說，他能把拳匪驅逐出城。惲毓鼎讓劉永亨向上奏報，於是劉膝行上前，大聲奏道：“臣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
他的話未說完，載漪便伸出大拇指打斷他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這明擺著是在說反話。劉永亨一聽，便噤聲不再說了。太後則默然不語。這時，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有話上奏！”
皇上準其入奏，袁昶則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靠此成事者。
太後反駁道：“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連人心也失去，何以立國？”
慈禧的話一出口，眾臣便聽出弦外之音。顯然這是在給主撫派打氣。盡管如此，仍有大臣堅持驅逐義和團，以恢複北京城的正常秩序。據《庚子國變記》雲，會上，兩派意見激烈對抗，相持不下。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地？”
袁昶則說：“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其言慷慨欷歔，聲震殿瓦。
太後目攝之，表情不悅。
另據袁昶本人日記載，太後在會上再三要“爾等各抒己見”，但他的意見太後卻聽不進去。太後說：“現在民心已變（指拳會），總以順民心為最要，汝所奏不合。”
袁昶據理力爭，反複申奏自己的意見，但說了半天，最終太後還是“不納”。
盡管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做出任何決定，但就在會議的當天，慈禧便下令對義和團暫停鎮壓，並要求將團民中“年力精壯者”編入部隊，即行成軍。[437]
慈禧終於表態了。
她要聯合義和團了。
有分析認為，慈禧態度的轉變是因為西摩爾聯軍不顧清廷的反對，公然向北京進軍，帶來了切實的威脅，而京津一帶駐軍都派出去鎮壓義和團了，兵力嚴重不足，即便從外地調兵，短期內也無法到達；加上主撫派一個勁地忽悠，慈禧這才決定“聯拳抗洋”。
這是一個瘋狂的決定！
就在禦前會議的次日，集結於大沽口海麵上的各國艦隊開始行動了。它們向大沽炮台發起猛攻。守衛大沽炮台的淮軍將領羅榮光奮起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炮台失守。消息傳至北京，慈禧又連續多次召開禦前會議，圍繞是戰是和反複討論。
直到這時，慈禧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要與洋人決裂，但最終促使她下決心的是榮祿帶來的一份洋人的照會。這份照會中有一條是把“皇太後歸政”作為停止進兵的條件，慈禧勃然大怒。她既悲且憤，舊仇新恨一起擁上心頭，遂不顧一切，要與洋人魚死網破。事後查明，這份照會完全是載漪指使人偽造的，[438]目的就是為了把慈禧架上自己的戰車。
6月20日，慈禧決定對外宣戰，並下令攻打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此時的老佛爺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性。這個執掌國家最高權力的女人，以自己的蠻橫、傲慢和無知，把整個國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就在同一天，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
事態朝著不可挽回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