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毅答：“上諭不要緊，有我呢。”[433]
6月9日，就在剛毅到達涿州的第三天，聶士成在落垡再次與義和團發生戰鬥。這讓剛毅大為不滿。當時，聶軍楊慕時部駐在高碑店一帶，與義和團相對峙。剛毅認為“不甚相宜”，便寫信給楊，讓他將部隊撤回，可楊慕時不聽，回複說：“有奉命保護鐵道之責，此時進退未敢擅專。”幾天後，楊還致電裕祿，表示“一日在高，不能以三營性命、三營器械資匪”，“匪撲必戰，不撲不戰”。
剛毅大為惱火，認為武衛軍不把他放在眼裏，因此更加銜恨聶士成。回京後他狠狠奏了聶士成一本，使聶士成的處境更加困難。
6月11日，由於保守派的支持，局勢發生急劇變化。大批義和團開始擁入京師。《庚子記事》雲：“團民自外來者，一日數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歲童子尤多，俱是鄉間業農粗笨之人。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兜肚穿於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執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械不一，各隨所用，裝束卻都一般。有夜來者，城門已閉，至城下叫門，守門兵亦不攔阻，即刻開門放入。”雖然當局的禁令尚未解除，但義和團自由進入京師的現實，說明情況已發生重大改變。
就在6月11日當天，還發生了一件事，即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甘軍所殺。這是一起嚴重的外交事件。《庚子使館被圍記》雲，杉山彬被殺的過程很殘忍，“先斷其四肢，又割其身體，蓋杉山彬實受肢解之刑矣。”
杉山彬的死引起了各國使節的憤怒和恐慌。早在5月底，各國公使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進京保護使館的要求，清政府先是表示反對，後又做了讓步，同意每個國家派兵不得超過三十名。但鑒於局勢的變化，各國公使在分別派出三十名軍事人員進京之後，又擅自決定派遣一支二千多人的聯軍，由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摩爾將軍統率，增援北京。這一做法顯然違反了清政府的規定。6月10日，西摩爾聯軍在塘沽登陸後，開始乘火車向北京進發。消息傳出，京城內外，一片大嘩。天津一帶的義和團立即做出反應，自發地北上與聯軍開戰；京城內的義和團則把憤怒的情緒轉化為燒毀教堂、圍攻使館等一係列針對外國人的行動。而杉山彬正是前往車站迎接由津來京的聯軍時被甘軍所殺。
麵對日益混亂和嚴峻的局勢，北京當局也開始緊張起來。慈禧一邊派遣大臣與各國使節交涉，勸阻聯軍退回，一邊調動軍隊，緊急布防。裕祿接到廷寄，要他將聶士成武衛軍全數調回天津附近，沿鐵路扼要駐紮，對北上聯軍進行“實力禁阻”。諭令還要求駐大沽口的淮軍守將羅守光“一體戒嚴，以防不測”。
這道廷寄發出的時間是6月13日。直到這時，慈禧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是否要用義和團，因為就在這一天，清廷還發布一道上諭，重申義和團必須“解散”，而且要“嚴加懲辦”，並令京營和近畿各軍“妥為彈壓”。可是，就在清廷表麵上一再嚴令之下，義和團不僅沒有受到絲毫懲辦，反而聲勢越來越大。這其中必有文章。
《庚辛紀事》載，當大批義和團進京時，守門的開始不肯放行，正爭執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載瀾之命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來者，日以千計，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以前一街僅一壇，或兩三街一壇，現在則一街三四壇，或五六壇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
這種局麵，慈禧自然不會毫不知情。但她並不製止，這種縱容的態度使風向大變。
就在大批義和團成群結隊進入北京時，直隸的義和團也揚眉吐氣，迅猛發展。各地壇口林立，遍及城鄉，官禁如同虛文，大小鐵店加班加點，趕造兵器，“家家鑄刀，丁丁之聲，日夜相繼”。6月間，大批義和團擁入天津。他們打開監獄，放出被捕的拳民和百姓。義和團還砸開海關道署的軍械庫，用新式槍械裝備自己。就連一向主剿的裕祿這時也改變了態度。《天津一月記》描述說，拳民“紅布圍腰，紅布裹腿，手執短刀，數十成群，招搖過市。沿街鋪戶，皆執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稱師傅”。即便當官的，也不放在眼裏。當街遇見便大聲嗬斥，令其下轎摘帽，莫不敢違。其聲勢之大，由此可見。
當時，天津最有名的義和團有兩支，一是張德成，設壇於北門裏小宜門，號稱“天下第一團”；一是曹福田，設壇於呂祖堂，打出的旗號是“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張德成是直隸新城人，船夫出身；曹福田係直隸靜海人，家境貧寒，曾當過兵。兩人都自稱有神術，手下有數千之眾。[434]
傳說，張德成曾讓人帶話給裕祿，自詡有神仙附體，刀槍不入，隻要給餉三十萬，便可打敗洋人。裕祿傳檄召見，可張德成根本不理睬。他說：“我不是官員，你在我麵前擺什麼總督架子啊？”
裕祿隻好認錯，派八抬大轎來請，並啟中門迎之。次日，裕祿設宴款待。德成施展神術，讓裕祿敬佩不已，後來屢報其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
曹福田同樣受到裕祿的禮遇。傳說他剛入天津城時，登上土城樓，詢問：“租界在何處？”
有人答：“東南方。”
曹福田便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毀矣。”
話剛落音，便見東方煙起，人們大驚。待他入城時，百姓夾道跪迎。時人記述：“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煙卷，長衣係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秫秸”。與洋人開仗時，敲洋鼓、大鑼，紅旗上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團”。裕祿同樣深信之，並奏保朝廷，賞其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