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軍集於北洋，這是李鴻章耗費二十年之心血，一手創建。作為清帝國海軍的象征，北洋水師不僅是中國最大的海軍艦隊，而且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早在戰前，日軍大本營就製定了三種作戰方針：其一，如果海戰獲勝，取得製海權，陸軍即長驅直入北京；其二，如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暫不進攻中國；其三，如海戰大敗，則陸軍全部從朝鮮撤回，退守本土。
由此可見，日本對海戰的重視程度，而他們的全部作戰計劃也是建立在海戰取勝的基礎之上，即，海戰勝，則勝；海戰敗，則敗。因此，打敗或消滅中國海軍，這也成了日本全盤侵華計劃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比，中國海軍的作戰方針並不明確。首先，李鴻章寄希望於外交斡旋，患得患失；其次，對於海上爭鋒缺乏信心。中國海軍雖然起步比日本早，但至甲午之戰時已落後於日本。從數量上說，北洋海軍全部戰艦共十六艘（其中新式艦艇僅為八艘，其餘皆為舊式巡洋艦、炮艦和蚊子船），另有魚雷艇十三艘，而日本海軍卻擁有三十一艘戰艦和二十四艘魚雷艇，[409]實力遠勝於我們。這是事實。對此，李鴻章心知肚明。因此，朝鮮危機發生後，對於海軍的使用，李鴻章非常慎重。他並不主張與日決戰，相反則認為保存實力，以構成海上威懾，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則更為有利。可是，主戰派包括光緒皇帝在內，都認為這是消極避戰，向日本示弱，因而對李鴻章猛烈攻擊，嚴加斥責。豐島海戰後，主戰派情緒更加激烈。光緒皇帝要求北洋海軍立即出戰，一舉蕩平日本海軍。
1894年8月1日，對日宣戰當天，總理衙門便敦促李鴻章速派北洋艦隊前往仁川攔截日本運兵船。李鴻章盡管很不情願，但也隻能執行。早在豐島海戰第二天，丁汝昌率海軍出巡朝鮮漢江時，李鴻章就致電於丁：“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要，仍盼速回。”此次，丁汝昌再次出巡，李鴻章又致電再次強調：“速去速回，保全堅船為要。”
李鴻章的指導思想很明確，北洋海軍這點家底來之不易，不能輕易一擲。他的這種想法顯然不能為當時大多數人所接受，可是，明知實力不逮卻要硬拚，結果自然可想而知。而且，日本海軍的戰略從一開始就是要尋找北洋海軍決戰，以便除掉這個威脅，為下一步侵略行動掃清障礙。而我們主動前去硬拚，豈不正中日本下懷？然而，在狂熱的主戰輿論之下，李鴻章的想法不被理解，隻能對部下悄悄交代。
丁汝昌按照李鴻章的指示，帶著艦隊在朝鮮漢江一帶巡遊了一圈，便又返回威海。如此一來，海軍的“不作為”更加引發了主戰派的憤怒。有人參奏丁汝昌“首鼠不前，意存觀望，縱敵玩寇”。光緒皇帝聞奏也“龍顏不悅”，他指示李鴻章查辦此事，認為丁汝昌屢被參劾，如確有畏葸縱寇情事，必須撤換，不得包庇，致誤戎機。
當時，葉誌超部尚在牙山未能撤回。總理衙門致電李鴻章說，北洋海軍兩番前去朝鮮，來去匆匆，究竟作何進止？現葉軍急需接濟，若令北洋海軍護航能否勝任？丁汝昌回答是，日軍在漢江各口內布置已久，我軍深入，十分危險。日本船快炮速，我軍炮大甲堅，明戰尚可獲勝，深入內口則無把握。且我軍精銳隻有“定遠”、“鎮遠”等七艦，不可稍有疏忽，輕於一擲。同時他還認為，北洋七艦往來梭查，遠可遇敵痛剿，近顧北洋門戶，使敵無機可乘。這一意見與李鴻章避戰保船、以構威懾的想法如出一轍，李鴻章當即表示讚同，認為此“似係老成之見”，並同意另外設法接濟葉軍。[410]
可是，報告送到光緒那裏，皇帝大為震怒。他摔了茶碗，怒氣衝衝地責問掌管總理衙門的慶王奕劻：“丁汝昌不能戰，糜費許多餉何益？”
隨後他又指示，如果眾論屬實，該大臣非參辦不行。他還因此遷怒李鴻章，要他據實電複，不得有片詞粉飾，更不能有絲毫包庇，否則難辭其咎。
在主戰派看來，北洋海軍遲遲未能建功，這是不能允許的。相反，他們對北洋海軍抱有極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夠出動出擊，狠狠教訓一下敵人。這個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他們並不了解實情，且多係文人，放言高論，不切實際，因而集矢於丁汝昌，紛紛上書，對其猛烈彈劾，這也無疑是亂中添亂。
麵對清議洶洶，李鴻章有苦說不出，隻能婉轉地進行辯解。他說，我軍隻有八艦可用，北洋千裏全資屏障，實未敢輕於一擲，致近畿門戶洞開。他還說，局外責備，不知局中苦心。對於撤換丁汝昌他也認為不妥，一是海軍專業性強，非多年學習不能勝任；二來臨敵易將，古人所忌。因此，他提出對丁還是多加訓勉，責成其振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