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氣躁了可以罵下輩或同輩，但下一輩兒孫卻絕沒有人敢用這話來罵上輩長輩的。
我十分惱火但強壓沒有發火，裝若平靜給楠拍了幾張不同背景不同姿勢的照片，趕快就交給人家錢後去追母親，看楠在身後還沒追上來，我十分生氣地在趕上母親時說了一句：“不就是五元錢嘛，看你罵人罵得難聽的！娃娃嘛，好容易來一趟，你躁啥嘛！”母親也不搭我的話，光叨叨著：“走！回！你說走哪兒回……”
九龍壁前的小廣場，幾棵大樹下有個花壇，周邊是半人高的水泥砌牆，平平的正好歇息，我拉母親在這兒歇一會，就讓楠到院子裏邊再去看一下沒看的地方。因為我明白，我們剛才隻是遊了公園的一角，不過錦繡中華的四分之一多點。
樹蔭下，我和母親靜靜地坐著，有點熱，但有風，白雲不斷遮住一會兒太陽，倒顯出夏日悠閑的韻致。旁邊是一個穿著西南少數民族服裝的姑娘，放一架有七八套少數民族服飾的架子；另一個小夥子，身邊一隻大山羊套著一架可以坐孩子的小車，山羊披著彩氈，不斷有人來照相，也不斷有四五歲的小孩子過來逗一逗山羊，想摸，剛摸著又嚇跑了。羊其實並沒動。
我沒話找話，壓著剛才的火氣說母親，你啥時有機會能坐到人家深圳的公園裏享受這份涼快，這份愜意，急著回去坐在賓館裏有啥意思……
半晌，母親說，我這年紀能陪著你們跑？你把楠楠呢？我說楠楠進去看一看。我心想，你是怕花錢哪裏是怕跑腿，你的腿腳才好著呢！
我已經不生母親的氣了，母親吝嗇，那是習慣使然，雖然她現在並不缺錢，但她依然把錢看得很重，見我們就念叨不要亂花錢，總說前頭的路黑著呢，別胡糟蹋。母親一輩子受苦受窮受勞受累拉扯我們弟兄幾個，還有侄兒侄女，又有娘家婆家四位老人，幾乎這兩大家祖孫三代全是她在勤勤儉儉摳摳掐掐地維持著，她什麼時問暢暢快快地花過錢？更沒有體會過大手大腳是什麼滋味，應該是夠悲劇的了，我還生母親什麼氣！
母親幾次問我楠楠怎麼還沒回來，又幾次催我去找，我隻推說再等一等，當我感覺有點著急孩子怎麼還沒回來時，楠回來了，原來她趁機看了一會兒少數民族的歌舞表演。
我們一塊兒回行，剛巧大象表演，看完表演又在旁邊吃了點湯圓，就哄騙著母親朝門走然後到了民俗文化村這邊。穿過石牌坊群，來到傣寨廣場的鵝卵石淺溪和灑水噴霧的景觀，這時感到天越來越暗，一抬頭空中已是濃雲密布。我趕忙拉上母親喊著楠楠向路邊飯店的大塑料棚趕去，隻聽一聲炸雷，大雨點就下來了，剮在石長條凳上坐下，瓢潑大雨就澆下來了，伴隨的還有一聲又一聲的炸雷。那真是“炸”雷啊，雷聲是巨大而清脆的炸響聲，震得人有點兒恐懼，北方的雷哪有這麼響？避雨的人們沒有了笑語喧嘩，隻聽得一片雨聲嘩嘩，間雜一聲聲響雷。
雨下著，我忽然想起兒子講過深圳的雨隻是一陣兒，很猛，但一會兒就過去了，就想著雨後母親一定又要催著回去，不如我先轉著看一下，雨晴了再讓楠去轉一圈，隨即站起告訴楠招呼好奶奶，就徑自撐開傘走進了雨中。
雨中另是一番滋味，雨打在大大小小的樹木和建築上，濺起一團團的水霧。依著山坡的壯寨、彝寨、瑤寨門邊，或依或坐著民族飾裝的姑娘小
夥，她們或看著天雨凝思，或懶洋洋閉目養神，真讓我有了一種進入少數民族區域的情調。我也無心靜下來賞玩品味這雨中美景，匆匆地順路沿湖走了一罔，想著再向前會走得太遠，就從風雨橋上走回原處。橋上坐滿了避雨的人，或躺或靠或依欄或依偎，注目著這個怪怪的我從他們身邊經過。
雨住了。
母親和楠已從遮雨棚中走出，我和楠在路邊小店買了隻十元的碰碰豬，母親又不高興了，我忙叫楠去遊一圈，自己陪著母親向出口走去。
走過石牌坊，母親一看孫子又不見了，我忙說讓楠楠去走一圈看看，我們等她一會。正好在一株粗大的椿樹下，母親從褲兜拿出一方手絹，看了看水少處，就鋪在護樹的石圍邊上，坐了下來。
俗話說，等人就顯時間長。不到一會兒，母親就問咋還不回來。過幾分鍾就問，過幾分鍾又問，還讓我回頭去找，我不去，又埋怨我不該讓孫女～人跑，丟了哪兒去找！我說在公園裏麵，怎麼能丟！
母親看我不動，氣呼呼起身就穿石牌坊裏麵去找。我看著母親一頭白發蹣跚遠去，我的心裏開始翻騰起來：母親20歲多點嫁給父親，父親是個上中學就悄悄加入了中其的地下黨員，在西安以教師身份做傳送文件之類的地下工作，整年整年不回家，母親就在娘家附近婆家附近的小學教學，她是女子師範畢業的，學也教得好，村裏人都稱她王老師。我自家的叔父從小就跟著她去上了幾年學。
有一年父親悄悄回家，不知怎麼讓駐紮村上的國民黨連長發現了，抓了父親吊在樹上，逼父親承認是共產黨。父親隻是罵。那連長更生氣，揮鞭子就打，母親上去抱住那連長的腿不放，一村人都求情說那小夥兒是老實疙瘩，不是共產黨。母親又去求住著連長家的村長，村長做保證，才放了父親。父親連夜逃到西安。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背上盒子槍回家，很風光，隨後就調回西安在省軍區政治部工作。母親卻沒沾什麼光，還在她娘家附近村上教書。1950年，母親在渭南的陽郭區參加工作當婦聯幹部。
我小時候正是剛解放時，先在外婆家，上學回到爺爺身邊，我常常在外婆家路口看火車站方向，盼著母親能回來看我，盼望著母親的身影能奇跡般出現，常常是失望地被外婆拽回。有時半夜醒來，母親卻在身邊，興奮得就不想睡了。可天一明醒來，母親又不見了，外婆說母親要幹公家的事，不能耽擱。我就哭了。
記得父親隻是過年才能回家，所以童年的我對父親幾無印象亦無感情。
那時夏收割麥打場，秋播搖耬種地，摘收棉花扛麥包，全是母親一人幹．村上人都誇王老師能幹。我很為母親驕傲。
三年困難時家裏缺糧吃，已失去勞動力的爺爺奶奶都快80了，隊裏分糧時爺爺排了半天隊卻被嗬斥沒有你家的，爺爺是老秀才，臉薄，低頭流著淚回來，奶奶又埋怨。母親回來了，二話不說拿起口袋出了門，據理力爭扛回半口袋小麥。爺爺哭，我也哭，弟弟跟著我哭。
“文化革命”開始不久，爺爺奶奶先後去世。父親被單位的造反派鬥得實在受不了逃到親戚家，覺得這樣又是不正確對待造反派不正確對待“文化革命”，就和母親一起返回單位，路過外婆家，一口水還沒喝上，被聞訊趕來的造反派硬拖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的大卡車，上去就是拳打腳踢，母親也被推搡著近不了父親身邊。看到這一幕的外婆當時就連氣帶嚇暈倒了，古稀風燭的老人本來就被誣為漏劃分子穿上白大褂，又這麼一折騰，幾天後就去世了。已瞎了眼睛的外爺沒有了外婆照顧，半年後也去世了。四位老人一兩年間去世，全是母親一人張羅，母親那陣子受著多大的痛苦啊！
“文革”時我已是20歲的小夥子了，已參加工作幾年的我，隻是傻乎乎地革命、造廈、刷標語、參加遊行，再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值班工作，一個月一個月不回家，反倒母親騎上車子常來看我，為我送衣服、送鞋子、送襪子、送鞋墊，一直到70年代中期我還一直穿著母親做的方口布鞋。母親同時還管著我在老家的兩個弟弟，管著到外婆家插隊的我姨的孩子--三個表妹。
我真不知道母親以一種什麼力量擔負著這兩大家人的繁重的生活重擔，她要管家，更要工作，她一個月工資隻有38元錢。
父親沒有逃過“文革”之劫，1974年腦出血去世，走時沒有留下一句話。～名抗戰前就加人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帶著許多問號和苦痛離開了親人也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母親哭天搶地，痛不欲生，我從來沒看見母親這麼哭過。我有點恐懼。小弟已經傻了，哭不出來。
我那時正上大學，還沒有結婚。二弟剛工作，當工人，三弟還在上中學。母親硬是憑著她那點微薄的薪水，為我們三個結了婚成了家。後來每
當妻子回憶我們結婚時的那種窮酸時，我都感到一種苦澀和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