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馬
2007年第32屆法國電影愷撒獎爆出了大冷門：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最佳服裝和最佳攝影5項大獎的獲得者竟然是一部根據英國名作改編的3小時法語故事片。這部小說就是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改編後的電影片名是《查泰萊夫人》。這是勞倫斯作品影視改編58年曆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次紀錄。在此之前的兩次輝煌分別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同名電影《兒子與情人》和《戀愛中的女人》分別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和最佳女配角獎及多項奧斯卡獎提名。
勞倫斯的作品從1949年開始被搬上銀幕，從此成為各個時代影視改編的熱門，其中短片小說和話劇劇本有近20部被改編；他的5部長篇小說得到改編，其中《兒子與情人》三次，《虹》兩次，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則被四次改編為影視，其中兩次是被法國人改編為法語作品。
一個1930年代就過世的作家，其作品如此高頻率觸電並長盛不衰，這是文學與影視的互動雙贏，但並沒有受到勞倫斯研究專家們的嘉許，幾乎無一幸免被視為敗筆，其理由很簡單：即使最為成功的影視作品也難以傳達勞倫斯原作文本的精神，更何況乏善可陳的作品，簡直是對原作的背叛和竄改。尤其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的大雅大俗之作，在改編上高雅與低俗僅在須臾間徘徊，其性愛鏡頭的取舍調度全靠導演的靈犀，失之毫厘則差之千裏。所以專家們均稱，勞倫斯的幾大名著因其高深的內涵、高度的詩意和心像圖景的撲朔迷離而不可改編，勞氏大作更適合私下體悟。影視改編中普遍存在的忠實與背離原作的問題到了勞倫斯這類大家身上就成了徹底的不可改編。
麵對這樣熱與冷的對立和尷尬，勞倫斯影視改編在過去近一個甲子的時光中卻依然勢頭不減，這不僅是因為勞倫斯的名氣之大所致，還因為其作品的張力超越了幾個時代，跨越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階段，其潛質與每個曆史時期和文學批評的新潮都有驚人的契合，能得到嶄新的讀解。其作品所觸及的問題和揭示的真理恰恰總有“現實”意義。人們發現，正如大批評家利維斯所說的那樣，曾經占據勞倫斯身心的問題正與今天的我們休戚相關，勞倫斯的作品所考量的社會、心理、兩性諸方麵的問題，其複雜性和緊迫性在他以後的各個時代不是過時了，而是加劇了、凸顯了。勞倫斯的結論或許與他們不同，但他的作品為他們提供了可借鑒、可依賴、可創造性背離和誤讀的紮實文本。可能是勞倫斯作品的這種豐富潛質激發了一代代影視藝術家們的藝術熱情吧。因此勞倫斯不僅是文學的常青樹，也是影視改編的長盛招牌。所謂的“不可改編”，其反麵恰恰是因為作家對人性的掘入之深廣和意義的撲朔迷離而更適合被影視作品不斷翻新詮釋。這個過程當然不是文學專家們希望看到的那種對文本原意的苦苦尋覓和忠實再現，而是不斷地創造性背離，在背離中挖掘出新的潛質，從而延伸了文本的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文本。同時這種創造性背離也使影視改編作品成為一個嶄新的、獨立的藝術品，而非跟在原作後亦步亦趨的忠實奴仆——事實上，勞倫斯的作品在本質上因為自身旨趣情結的複雜和洞察的遠見性而拒絕這種忠實的奴仆，正如有的批評家所說，勞倫斯的作品不是靜止的完成，沒有終極的意義，而永遠是在“形成”（becoming）中。
所以，我們看到的對勞倫斯作品的影視改編都打上了各個時代的烙印，似乎勞倫斯的作品是應運而生，他是我們同時代的作家一般，這就是他的becoming性質，它決定了各個時期的影視改編都是“現實”強烈觀照下的產物。這樣“帶著時代問題”、借改編探索當代社會和心理症結的影視作品，都是編創者高度的個人信仰與追求的結晶。往往為尋找投資耗時數年，小額的投資往往讓導演在拍攝中捉襟見肘，因此絕不會有轟轟烈烈的商業化炒作如全國選秀，也申請不到諸如重大曆史題材的政府投資，更不會有苦心揣測奧斯卡等世界大獎評委的胃口靠著什麼東方主義視角之類的手腕吸引青睞。把勞倫斯三部名著改編成影視作品並因此獲得過奧斯卡獎的英國著名導演肯·羅素（Ken Russell）在導演了BBC的四集連續劇《查泰萊夫人》後竟然要靠拍攝家庭滑稽劇維持生計，為此他不顧老邁，粉墨登場，親自扮演小醜，慘不忍睹。他們為自己的藝術追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樂此不疲。僅以前麵所涉及的其四大名著的改編為例，勞倫斯的作品改編從1949年第一個短篇小說搬上銀幕始，大體經過了三次改編高峰，每一次改編都是影視改編者們借屍還魂，以此直麵自身時代問題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