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根據地這樣說，殷海光是“文星集團”的大法師。
在這位“法師”麵前，排列著5個咬牙切齒的金剛：
綽號“人權牧師”的李聲庭：
綽號“惡法克星”的陸嘯釗；
綽號“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綽號“西化義士”的韋政通；
綽號“小瘋狗”的李敖。
為了說明李敖與殷海光的主從關係，該書辟出34頁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與李敖的寫作基線對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種者胡適》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則“根本不是李敖的創作”，大多是殷海光觀點的重複。“打個比方：殷海光如果是個‘老八路’，李敖不過是個‘紅領巾’的小鬼。”
更為荒唐的是，侯立朝還在書中想當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團政治造反、文化賣國、運作方式解析等圖表，通過圖表來說明一個離奇的結論：“文星集團”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賣國。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體，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會。達成的目的是：兩個中國，台灣獨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個圖表“文星集團政治文化運作整合係統圖”中，把李敖列為這個反動組織先鋒隊的一號人物，並列出了李敖背後的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補給處、參謀團、資料處、理論研究處等機構，指責“文星書店是毒氣運作的總司令部和總根據地，猶之乎‘毛酋’的井岡山”。蕭孟能和用黃梅調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應送到XX島、××町去。曆史已證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繹完全是站不住腳的無稽之談。
侯氏為什麼會對文星如此野蠻地大打出手，據1985年5月25日林正傑在《前進》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訴他們，“他曾是‘蔣經國的打手’，說他當年親奉蔣經國之命，對《文星》集團開火。”
顯而易見，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國民黨當局在背後的策劃和組織。
1966年2月21日《征信新聞報》刊登徐複觀的長文，其中在“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小標題下，曆數李敖“罪狀”，並杠上開花，說他“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台灣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灣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黨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籠罩於全台灣。舉步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這篇長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風雲，從此開始降下了帷幕。
1967年7月《文星》被封殺。《文星》被封殺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種悲壯的象征意義。回首過去，他忘不了那段與同仁們並肩作戰、牧野鷹揚的日子，《文星》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樣遠在天邊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響了新生代，這個大成績是任何人也難以抹滅的。麵對《文星》的暴斃，他仿佛看到了兩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穌。在耶穌周圍的勝利者們的獰笑，並不證明他們手中的法律就是對的，並不證明十字架上的人錯了。捫心自問，《文星》為天啟民智、鼓動風潮、求仁得仁，曆史自有公論。
他堅信：《文星》是一個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義與公道沒有蓋棺前，不論如何掩埋在秋墳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