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敖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前後，《文星》雜誌一改過去“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口號，成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以思想和藝術為主，間或涉及社會生活和政治。一些文學青年，如王文興、戴天、白先勇、陳若曦等人，已經介紹了卡夫卡、喬依斯、勞倫斯、福克納、卡繆等西方現代派著名作家的作品，並不斷連續介紹探討西方新思潮、新理論，引進了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後期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等戰後西方的哲學和文藝思潮，刊登了如《反時代挑戰的哲學——存在主義》、《卡繆的人道主義）、《永恒的超越者——亞斯培》、《“達達主義”與“失落的一代”》等文章，與文學創作中興起的現代主義相呼應，彙成了一股猛然漲起的現代主義潮流，在台灣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早在1962年12月，李敖繼《老年人和棒子》之後，於《文星》雜誌又發表了他的長文《播種者胡適》，再次引起思想界的轟動，讚成與反對者皆有，關於胡適的討論成為一時的熱點。此時，中西文化論戰正在進行中，李敖一邊學習，一邊戰鬥。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死氣沉沉的文化思想界從此不得安寧。
李敖退出文獻會後。陳立峰主動辭掉主編職務，讓位於李敖。李敖從此如魚得水，開始一心一意興風作浪。
雖然後來李敖與《文星》反目，與蕭孟能對簿公堂，但客觀地說，沒有《文星》就沒有後來李敖的走紅。
當年胡適在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曾把他的成功歸結於蔡元培和《新青年》，他說他的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挈，他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中國古代的儒者苟子說得好：“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胡適的生命裏如果沒有《新青年》、陳獨秀、蔡元培和那“首善之區”裏的最高學府來配合他，那他這個“善假於物”的“君子”恐怕也找不到適當的地方去“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了！這都是偶然際遇，客觀條件配合得好才能使那個主觀條件具備的才子扶搖直上、手攬日月。
李敖與胡適、姚從吾、蕭孟能及《文星》的關係與上述胡適的際遇十分相似，是《文星》及一係列識才、惜才的人把李敖推向了社會大潮的風口浪尖。
當然，胡適的走紅並非全屬偶然，在文言已死、白話當立的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中，除了個人的因素外，還有順乎天、應乎人的時勢。而60年代的台灣，雷震案後文化思想界的低迷和沉悶，如同一座欲噴又止的火山，李敖能以一篇文章掀起長達四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實在也有其重要的時代因素。
在李敖進文獻會時，已開始投稿《文星》了。離開文獻會後，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星》。跟《文星》合作，首先解決了李敖的經濟問題。李敖曾說：“錢就是青春與自由，有錢才不會折腰。”當文星老板蕭孟能把第一批稿費一萬元交到他手裏時，李敖無比感歎，他說：“我有生以來，從來手中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
從此，李敖正式開始了他的波瀾壯闊的文星時代。
在輿論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馬斜刺衝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文星》雜誌聲譽鵲起，訂數大增。加上它對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為繼《自由中國》之後最激進的一麵旗幟，“文星”書店也顏色改觀，成了台灣最有名的書店之一。顯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漸西化，“反對傳統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對國民黨文化專製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悶和壓抑之中尋求新出路的一種嚐試。
而對這股“反對傳統，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並未介入。他認為應該透過眼下這場潮流，尋求台灣思想文化發展的新趨向，並尋找一個突破口，掀起風浪，造成時勢，使現代主義的潮流超出學院的範圍，對社會產生真正的、直接的影響。
於是，他找到了胡適。他要以胡適為典型，從胡適思想中找答案。此時的胡適，雖然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但是崇尚歐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場。這使他本能地要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國民黨一黨專製提出批評。他在50年代發起並積極參與《自由中國》雜誌的事務並撰寫文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出於多方麵的考慮，蔣介石和國民黨對胡適不得不有所顧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1960年的《自由中國》事件對胡適打擊很大。在當時的國民黨內和軍隊裏，充滿了濃厚的反胡氣氛。對此，胡適內心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台北開幕，胡適應邀赴會。他在會上發表了30分鍾的英文演講，題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0fscien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