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被暗殺後，德高望重的民主鬥士章太炎為他寫了墓誌銘：君諱家修，字量才，晚年以字行於世。君的祖先是江蘇南京人，父親春帆老人因躲避戰亂舉家遷往婁縣泗涇鎮，所以君得補為婁縣學生。君在兒時便卓然有聰慧之名，入學不久即棄而改學外語。後就學於杭州蠶學館，畢業回到家鄉泗涇創建小學。又幾次赴上海教書，以所得收入設立女子蠶學館，使太湖左右地區的養蠶技術得到明顯提高，後來的江蘇蠶桑學校就是在這個學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滬杭甬鐵路興修之事出現時，君以參與集資而被選為董事。進入民國以後，曾主持過鬆江鹽局和上海海關清理處。君思慮過人，辦事能綜核名實，尤其重視新聞事業。起初春帆老人雖未得遇顯達的機會，卻始終秉持剛正不阿的做人原則，並常以此教誨自己的兒子。所以，君從清朝末年即已主持《時報》，後又主持《申報》，幾達二十年之久。當袁世凱複辟帝製之時，曾以重金對君進行收買，請君不要在報紙上攻擊帝製。被君拒絕。此後南北政爭長達十餘年，常有人想賄賂君，但君始終一塵不染。君能長期如此。正是因為受過家訓，當然也是天性耿直的緣故。
君年幼時家庭非常貧困。開始執教於上海時，穿著布製的單衣，來往步行，有時遇到下雨，皮鞋上全是泥，看上去非常貧寒。但等到開始講課之時，吐辭清脆，精彩動眾。時間一長，讚譽之聲大起。所辦的工商業，使眾多人受益。開設銀行、紡紗布，樣樣都做，從而也有富裕之名。然而，君能自守其本色，不願意隨波逐流，人多服其威嚴卻並不與之發生衝突。一九三一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次年，日軍進攻上海。君日夜資助十九路軍抗日，使戰事終未出現大的失敗。即使是國民政府，亦看重君的才能，被推為上海市參議會會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君自杭州西湖回來，路過海寧大閘口，遇到盜賊，四麵受擊，與同車另一人及駕車者均亡。君之夫人某氏，兒子必恕，遇盜時也在其身旁，以快走脫險。君平生所主持之事雖然很繁雜，然而，能通佛學，經常坐禪。也熟悉技擊之法，身手矯健，且與人並無怨惡。內外都不應該如此暴死。有人說：暴得大名者不吉祥，輿論大權由一個普通百姓來掌管，常常足以肇禍。然而，自武昌起義至今，由屠夫酒保小販之類以升至高位、統領一方的人，數以百十計。君原本是一介書生，其所積蓄的資本，隻不過與一善於經營的商人相當；名聲雖然很大，也不能出一州之範圍。與權要之人相比差遠了。而且，輿論衰落已久，雖千方百計力圖振興，實際上缺乏大的生氣，並沒有裁度刻至的事情，如漢代甘陵、明代東林黨人一樣。推想起來本不足以召（招）禍，可竟然被人伏擊而死，而且還想殺其子滅其宗。或許之就是命啊，就是命啊！君亡時五十六歲，某年某月葬於某地。……
3．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震（1897—1979），字做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係，1926年返國。曾任中學校長、國民政府法製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執行政黨協商，並獲選為製憲國大代表，目睹製憲經過。1949年來台參與國民黨改造之同時，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以胡適為發行人，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刊物。由於雷震對國民黨的威權走向不表讚同，《自由中國》批評時政，引發執政者不滿，於1955年初遭到撤銷黨籍處分。1956年10月《自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更引發黨政軍媒體批判。此後雷震除關切保障人權、改革地方政治等議題外，更用心於促進反對黨成立，與大陸籍政治精英、台灣籍地方精英均保持密切聯係。1960年發起“中國一民主黨”組黨運動，奔走各地召開組黨說明會，以實際行動貫徹其政治理念。同年9月4日，當局以“知匪不報”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他於獄中仍撰寫回憶錄，批評執政當局。回憶錄於刑滿出獄時遭扣留。晚年提出《救亡圖存獻議》。身後留下大量手稿、日記、書信，為近代政治史留下一手資料。
雷震在《獄中回憶》一書說：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場又一場的戲。我關懷實際政治，而不喜參與，我感興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憑胡適那個人物，就耐人回味。雷先生從大陸到台灣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適商量創辦一個宣傳自由與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國》是胡適命名的，雜誌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寫的。1949年《自由中國》創辦時，他人在美國，卻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雖不情願，也默認了，也為一小撮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撐腰。《自由中國》畢竟創刊了，他任發行人有關鍵性的作用。
1951年，《自由中國》的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就激怒了台灣當局，胡適因為這件事來信辭去發行人名義，引起許多人揣測。有人說《自由中國》和統治權力一有衝突，胡適就要擺脫《自由中國》了，以免受到牽連。既抗議了，又擺脫了，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