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講中，他重申幾十年前的觀點，抨擊傳統文化的弊端，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其隱含的意思顯然是指責國民黨缺乏現代民主精神，不給人民以自由，阻礙了科學和社會的發展。這是胡適晚年的一篇震聾發聵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評“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後階段對中西文化思考的一個總結。
該文的話題是：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
在文章中，胡適以“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eDiaboli）自居，再一次拋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觀，對世界近代出現的科學和技術文明給予了熱情頌讚。他指出所謂西方的文明是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東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隻是一種沒有理由的自傲。東方古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caste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麼精神價值可說？”我們該當承認近代的科學技術文明並不是什麼強加到我們身上的東西，“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裏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受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護、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胡適的這一次演講，很快招致來自四麵八方的呼應和爭議。著名學人徐複觀首先出馬，在香港《民主評論》第12卷24期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指責胡適的演講，說“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隨之而起的，是一陣暴風雨式的圍攻。演講半月後，胡適因心髒病驟發。於11月26日住進了台大醫院。一月之後，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應《文星》主編胡汝森之約。寫出了頗具震撼力的萬字長文——《播種者胡適》。
李敖談了在胡適領導下一群自由主義文人所進行的文學革命在新文化建設方麵的成績，談了他在民主憲政方麵所作的努力，談了他為爭取學術獨立所做出的貢獻和他在學術上的局限性。以及作為自由主義文人胡適的寂寞。李敖認為，胡適一生致力於“非政治性”的學術工作，精心培養“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宣傳自由主義的一點一滴的社會改良思想，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一生從未迷失過方向。胡適對文學革命，對新文化運動，對民主憲政，對科學發展，總之，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可說，胡適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國中第一人”。李敖特別強調，胡適思想的主要精華是“全盤西化”，這也是他自由主義思想之所在。
然而，胡適在其一生中卻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中國古代學術的考據和辨偽，“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他能做到有所不為，潔身自愛，但鬥爭精神不夠，把史學學風帶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這充分說明，胡適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適前進。李敖最後得出結論說：“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然而，一個不斷長進的強大的民族，應該不斷前進，無情地超越胡適。”
李敖對胡適的評論。對胡適全盤西化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肯定，以及對胡適學術上所謂保守的批判，都帶有自己的主觀色彩，言辭上也帶有強烈的“狂傲”和“憤世嫉俗”的情緒。在治學的指導思想上，他深受梁啟超治史思想的影響，講求治學應為現實服務，“曆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李敖將此推而廣之，認為學術研究應麵向社會，走向群眾。他曾向殷海光談起《自由中國》在這方麵的不足，如今胡適又成為他的靶子。李敖認為：在20年代，胡適曾送泰戈爾60歲生日壽詩《回向》，讚美老詩人的回向民間，但他自己卻沒有做到這一步，除了談學論道、呼籲民主外，無複其他。李敖十分欣賞古代的特立獨行者王安石的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在他心目中，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對胡適不滿，認為他人世不夠，這種責任在胡適，更在保守落後的學術界。他所表達的，實際上是對台灣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國民黨專製統治的批判。
從表麵看，《播種者胡適》是一篇對“思想界的偉大領袖”胡適之唱讚歌的文章，但透過文字仔細分析，則能悟出這是一篇微言大義之文。作者不僅客觀地評價了胡適一生的功過是非，而且對當時社會政治、思想、學術界的落後現狀提出了尖銳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