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雷震是在鄉願和真情之間回蕩。他寫了兩首很有感情的新詩給獄中的雷先生：“剛忘了昨日的夢，又分明看見其中的一笑。”這對獄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獄中度過65歲生日，胡適以南宋詩人楊萬裏的《桂源鋪絕句》題贈：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近，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監。判刑以後，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監獄看他。我們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適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發一言。隻是去看看雷震。那個公開的沉默的姿態，對於鐵窗裏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吏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個個寂寞的星期五生去了，胡適沒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幾個人忍不住了，要探聽他對雷案究竟是什麼態度。一天晚上，我們去南港看胡適。他招待了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
11月23日雷震複判結果，仍然維持原判。胡適對采訪的記者說了六個字：“太失望，太失望。”記者提到他沒去探監，他說：“雷震會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勵雷震組織一個有力量的新黨，他自己呢？不做黨魁，“要看新黨的情形而言”。結果新黨被扼殺了，雷震被關在牢裏了。雷案複判結果那天，他在書房獨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悶的。真正的胡適關在他自己的心牢裏。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後，突然倒地，他才從那心牢裏解脫了。詩人周棄子寫了一首詩：
無憑北海知劉備，不死中書惜褚淵。
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
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
我論人才忘美事，直將本事入詩篇。
胡適曾說過：過河的卒子，隻有前進，而無退後的。雷先生認為周棄子對胡適誤會了，他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認為他因為雷案受了冤屈，並因為雷案突然心髒病複發。倒地而死。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獄中夢到胡適談論“容忍與自由”，作了一首自勵詩，讀起來像《增廣賢文》：
無分敵友，和氣致祥；多聽意見，少出主張。容忍他人，克製自己，自由乃見，民主是張。批評責難，攻錯之則，虛心接納，改勉是從，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不飾非，不說大話，不自誇張。
注：此文為作家聶華苓女士寫，略有刪改。聶華苓，女，1925年生，湖北應山人。1944年在湖北聯會女中畢業後，考入中央大學外文係。1949年全家遷往台灣，曾在雷震主編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任文藝編輯，後任教台灣大學和東海大學中文係。主要作品有《桑膏與桃紅》《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等。
4．李敖與《文星》
李敖，1935年生於哈爾濱。其父於192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係。1936年李敖隨全家遷至北京。在北京讀完小學後，1948年秋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1949年1月轉入上海上中學。李敖自稱：北京“文化古城與幼時環境”使其在“智力上早熟”，從小就養成讀書、買書、藏書的癖好。小學6年級時，李敖即“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圖書館”，通讀了《中山全書》、《我的奮鬥》以及大量的左派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到蘇聯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949年4月，14歲的李敖帶著自己五百多本藏書，隨全家遷居台灣，跳班考入省立台中第一中學讀初二。
1965年入主《文星》，1972年以“製亂罪”製刑十年，後改為八年六個月。
1976年任政製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1993年出任東吳大學曆史係特任教師。2000年參加台灣“總統”競選，呼籲“一國兩製”。
著作等身，有《李敖大全集》40冊問世。
《文星》是一個側重學術文化的綜合性月刊。
早在1952年，李敖上高一時，有一對夫婦，男的叫蕭孟能，女的叫朱婉堅，兩人在台北衡陽路口租下一個小攤，創辦了文星書店（朱婉堅為發行人），以發售和影印西書為主。書店開了五年，在台北已小有名氣，蕭孟能又創辦了《文星》雜誌。李敖上大學時。就已知道這家書店和這個刊物，並經常到這家書店去買書。
《文星》創刊伊始，它的辦刊宗旨是：“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主要介紹文化和生活方麵的知識。盡管它標榜“不按牌理出牌”。有意步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刊》、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和胡適主辦的《新月》後塵，聲稱要讓《文星》像上幾種刊物一樣來“向導一代文運的星宿”，引導新一代的文化運動。但是，由於刊物業務負責人夏丞楹、陳立峰（小魯）等人小心謹慎，《文星》辦了四年，成績平平，隻有幾千份的發行量，並沒有引起讀者多大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