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報人與報刊
1．詹大悲的辦報傾向
詹大悲（1887—1927），湖北蘄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質存。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考入黃州府中學。次年到武漢，任《商務報》總主筆，宣傳革命。1911年（宣統三年）與蔣翊武等在武昌組織文學社，被推為文書部部長，章程皆出其手。同年7月26日，因在其接辦的《大江報》上發表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而被捕入獄。武昌起義後出獄，主持漢口軍政分府。1913年參加討袁（世凱），失敗後逃亡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後自日本返國，在上海被捕，投租界獄中，袁世凱死後釋出。旋被選為湖北省議會議長。為鄂督王占元所忌，未到會任職。1924年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政府參事，擁護孫中山實行三大政策。1926年隨北伐軍到武漢，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兼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委員。次年春任湖北財政廳長，旋被桂係軍閥胡宗鐸部殺害。
詹大悲生前與革命同誌創辦《商務報》。《商務報》原為一家普通的商業報紙，1909年10月發刊，社址在漢口英租界。開辦不久因資金困乏，陷於停業狀態。時革命黨人宛思演、詹大悲、蔣翊武、劉複基等共議籌辦一報，以作革命鼓吹機關，乃由宛思演賣祖傳田產百數十畝，得款六百多元，於1909年12月沿用該報名稱開辦，宛思演、邢伯謙分任正副經理，主筆是詹大悲。
1910年4月，《商務報》因大力譴責清廷的鐵路國有政策而被迫停刊。1910年12月，詹大悲設法籌得資金三千元接辦《大江白話報》，並更名《大江報》，自任經理。次年7月26日，發表署名奇談撰寫的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其中說道：“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巨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
《大江報》發表反對清政府和平改革的言論，令鄂督瑞激驚恐不安，即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的罪名，飭令江漢關道率兵查封大江報館，“求禁發行”，並逮捕詹大悲、何海鳴二入。
事件發生後，“漢口各界以《大江報》平日敢畜，一旦被官場摧殘。殊為惋惜，擬即代為辯護，將一切情形陳請湖北谘議局提議、以昭平反。故漢口各界，輿論嘩然，連日該館門口，安慰之紙條、哭吊之短文甚多。”鄂督瑞激原想以“亂黨”罪名，將詹、何二人處以死刑。但懾於輿情激憤，隻好草革收場，改判刑事處分，判詹大悲監禁一年，何海鳴監禁一年。
《大江報》雖然被扼殺了，但它那驚世駭俗的文字給讀者以強烈的震憾，使革命群眾的熱情達到沸點。它被封後不到三個月，武昌起義就爆發了。它對武昌起義是起了一份推動作用的。
時人有詩讚日：“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漢口光複後。詹大悲出獄，組織軍政分府，指示曾承印過《大江報》的大成漢記印刷公司的老板胡石庵（胡也是革命黨人）創辦報紙，專為義軍寅傳。
胡石庵遂將《大江報》改為《大漢報》，並表示“誓以十萬毛瑟輸軍府”，為革命擂鼓助威。
《大漢報》一創刊，就刊出胡石庵以“中華民國軍政府”的名義撰寫的《布告國人書》，猛烈聲討清政府的反動統治，號召全國速起響應，共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國。
該報專事於社撰出來的假新聞、假文告。但也反映了民眾期待革命成功的急迫心願，因此無不信以為真。時“漢陽失守，清軍隔江炮轟武昌，黎元洪一走。城內一片混亂，人心動搖。《大漢報》堅守崗位，照常出版，一天內連發六次號外，偽作他省戰勝，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假新聞，因而致使“人心轉安，士氣複振”。就連海外華僑及歐美通訊社也紛紛轉載這些假稿件。時人有詩稱譽《大漢報》：“開天國慶無雙日，革命文章第一篇。佳期恰在重陽後，首義爭傳一紙先。”由上可知，詹大悲是作為政治家的身份來辦報的，也即是主張製造革命輿論的。如他在審判法庭上，慷慨陳詞“國民黨夢不醒，非大亂不足以警覺，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語。”
2．史量才與《申報》
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蘇南京，生於上海青浦縣一個商人的家庭。1899年考入鬆江府婁縣縣學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響。放棄仕途，於1901年考入杭州蠶學館，畢業後在上海從事教育，先後在育才學堂、務本女學、南洋中學等學校任教。1904年創辦女子蠶桑學校，致力於發展實業教育，並積極投身上海及江浙民族資產階級的活動。1912年，當《申報》以采訪國內外大事和社會新聞為主要內容、對時政不時發出批評時，為了擴大銷路，史量才招羅了一些鴛鴦蝴蝶派的文人，為他主持副刊“自由談”，連載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說。
在他的苦心經營下，《申報》銷路大增，史量才在報界的威望也不斷提高。1927年，他又收買了《新聞報》股權，成為上海報業大王。他憑借在報界的實力。向其他產業發展。1921年，參加創辦中南銀行，還發起設立民生紗廠，幫助擴大五洲藥房，協助複興中華書局。他實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銅仁路）購買了豪宅，有花園假山、珍奇異玩，美奐美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