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中。蔣介石調集百萬兵力，在江西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史量才又在《申報》發表了陶行知的《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文章，揭露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對殺人放火的日軍“委曲求全，禮讓謙和，請其撤退”，而對國內鋌而走險的人民。則動員大軍，大加撻伐……這組文章一出，在幾十萬讀者中引起極為強烈的反響。也給了國民黨當局猛烈的一擊。
由於史量才一貫堅持爭民主、反內戰的立場。甚至敢於“犯上逆鱗”，屢屢觸到了蔣介石的痛處。史量才的一位好友勸他說：“蔣先生靠反共起家，你卻公然反對他的剿共政策。刺他的要害。怎麼不引起他的仇視呢？他有幾百萬軍隊，可不能得罪啊。”史量才則回答說：“《申報》有幾十萬讀者，我也不敢得罪他們。報紙產業雖屬我個人，吾人寧為玉碎。苟且、巧取是可恥的事，我一向是厭惡的。”
由於史量才的“一意孤行”，不僅得罪了國民黨當局，也惹惱了蔣介石。
1932年8月。上海警備司令部突然下令，嚴禁《申報》郵遞發行。此令一下，也就是說，《申報》隻能局限於上海租界這一彈丸之地，所有投遞到租界以外以至國民黨統治的國內各省市區的報紙，都將被截或禁。這一來，《申報》的正義之聲將被掐斷。史量才不得不四處設法。
《申報》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秦墨哂與蔣介石的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有關係，史量才立即要秦去找楊疏通。楊介紹秦去找陳立夫，陳寫了兩封信，一封介紹他去廬山找蔣介石，一封要他去漢口見公安局長陳希曾。
秦上了廬山，適逢蔣介石已赴漢口，於是又趕往漢口。秦到漢口先見到蔣介石的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楊向秦出示了一份朱家驊寫給蔣介石的報告。
隻見信的上端有蔣介石用紅筆親批的六個大字：“申報禁止郵遞”。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勾結上海的一批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例如《申報》的《剿匪評論》，對於南京中央大學學潮的記載和評議，《申報》“自由談”和《申報月刊》登載的陶行知等的文章，黃炎培做《申報》的設計部長等，都是不利於黨國的……
朱家驊和潘公展還把《申報》的文章一一剪下附在了後麵。
秦墨曬在楊永泰的引見下，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恢複郵遞可以，但必須答應三個條件：一、《申報》必須改變態度；二、立即辭退陶行知、黃炎培等人；三、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申報》指導。秦立即返回向史量才作了彙報。史量才與報社同仁研究後，認為一、二兩條好辦。改變態度，隻要發個書麵文書就行了。至於今後怎樣辦報。則又是一回事了。陶行知等人本來就沒在報社掛名，隻是特約撰稿人。關鍵是第三條，史量才表示，派員指導，決不能接受，寧可停刊。
報社把意見反饋給蔣介石後，蔣看到史量才軟硬不吃，又顧忌如將《申報》這樣有影響的報紙禁了，反而會造成被動。於是就網開一麵，下令取消了《申報》的禁郵。就這樣，在1932年8月21日，禁郵了三十五天的《申報》，終於又送到了讀者的手中。
《申報》開禁後，蔣介石看史量才並不容易就範，就又指示上海市政府當局，向史量才封官許願，什麼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上海戰區複興委員會委員等等，均被史量才拒絕。但真正直接導致蔣介石向史量才下手的，是這樣幾件事：
1932年底，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史量才積極給予支持。他以記者名義出席了一次大會，表示《申報》支持“同盟”的保衛人權、保衛言論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張，並嚴厲譴責了國民黨當局限製言論自由、侵犯出版權益的行為。
1933年3月，中共黨員廖承誌、羅登賢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史量才積極參與營救，在《申報》上發表了“同盟”聘請的律師為三名共產黨員作辯護的聲明，把國民黨當局的陰謀昭示於天下；還發表聲明抗議蔣介石的嫡係將領、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非法逮捕並擅自槍殺鎮江新聞記者劉煜生的卑劣行徑。矛頭直指蔣介石。
此外，史量才對《申報》再次進行了革新，他大膽聘請了進步作家黎烈文為“自由談”的主編，並在以後一段時間裏大量刊載了魯迅、巴金、陶行知、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別是魯迅先生在報上發表了六十多篇雜文，猛烈抨擊了國民黨當局，給蔣介石集團以沉重的打擊。這時，《申報》的發行量突破了一百五十萬份。
國民黨當局對《申報》的舉動驚恐萬狀，但又無可奈何。一份份關於《申報》的密件，通過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上海警備司令部紛紛送到國民黨最高當局及蔣介石手中。蔣介石怒不可遏，感到《申報》處處和自己唱對台戲，已經構成了對自己直接的威脅。如再不采取行動，勢必後患無窮。於是，蔣介石向戴笠正式下達了對史量才“秘密製裁”的命令。
一代報業巨子終於殞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