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被蔣介石派戴笠秘密製裁。史量才與夫人、內侄女、兒子及兒子的同學、司機共6人乘自備汽車由杭州返滬途中遭國民黨特務狙擊，史量才和他兒子的同學、司機3人當場遇害，其子逃脫。
史量才不過是一個酷愛辦報的文人。
真正的文人報業活動的顯著特征是：在辦報之初就“訂了終身”；不會因為小風小浪輕言放棄：無特殊情況即終生為業。
自從張謇等立憲法人以12萬元從席子佩手中購得《申報》不久，就被席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告上法庭。史量才等人被判賠銀二十四萬兩。與史合股購買《申報》的股東紛紛脫離《申報》，惟有史量才愛報如命，艱難湊足銀兩，購下全股權，獨家經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屢屢製造事端，為其全麵侵華作準備。史量才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於是一改《申報》以往求穩的方針。大聲疾呼國人起來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時，為了更好地貫徹報紙的愛國主義立場，史量才大膽地聘請了國內進步人士陶行知為顧問，黃炎培為設計部主任，戈公振為副主任，共同辦報。陶行知因在南京領導了反內戰的學生示威活動而被國民黨當局通緝，先後逃往日本，又潛回上海。史量才在與他接觸後，對他十分欽佩，毅然請他參加了《申報》的工作。至此，《申報》跨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盧溝橋事變後，《申報》以特大字標題，強烈抗議日軍的侵略，向全國人民披露事件的真相，並指責國民黨當局“因循坐視，毫不自主”，“我一退再退，日人仍節節進逼，我其將始終退讓毫不抵抗耶？”這一年的12月，北平、南京等地愛國學生在南京舉行示威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發生了“珍珠橋慘案”。
史量才不顧當局的禁令，接二連三地在《申報》上發表文章，抨擊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號召全國人民，“對危害國脈者，我全國民眾起而共棄之”。由此，《申報》的發行量日益擴大，影響也更加廣泛。
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再次挑起事端，我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淞滬戰爭爆發。史量才親自在《申報》上發表時評：“上海事件發生以來，我當局處處隱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我國至此，萬難再忍。”陶行知又執筆接連發表評論，號召“全國軍隊團結起來，踏著十九路軍的血跡，恢複已失國土……”
十九路軍在上海的浴血奮戰。由於國民黨當局支持不力，軍火及糧秣均十分匱乏。史量才毅然把存在彙豐銀行中用於購買新聞紙的七萬多美金提出，支持抗戰之用，並在全市發起募捐運動。因十九路軍的彈藥及其他軍需物資運輸不及，史量才又在《申報》上呼籲全市人民支援。不多久，上海所有的運輸汽車、機器腳踏車都加入了為十九路軍運輸物資的行列。
隨著戰事的發展。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十九路軍不得不實行撤退。史量才又在《申報》上進言國民黨當局：“倘若今後仍不能下最後之決心，以民意為依歸，則政府自棄於人民，斷不為人民所擁護，斷無久存之可能。”
1932年4月，中日雙方舉行了停戰談判。《申報》又發表時評要求政府不要“甘受城下之盟的奇恥之辱”，“絕無再忍讓之餘地”。但國民黨當局仍與日本方麵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這時，史量才已清楚地認識到了國民黨當局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本質。
早在1931年11月間，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殺害之際，宋慶齡就在悲憤中發表了《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團體》的宣言。當時，上海的各家報紙懾於國民黨當局的淫威，沒有一家敢發表。史量才在一次集會上公開發表議論說：“宋慶齡是國父的夫人。她的宣言，為什麼不能發表？”並在12月20日的《申報》上全文發表了宋慶齡的宣言。
1932年3月，國民黨在上海召開一次“國難會議”，邀請了不少知名人士參加，史量才也在被請之列。這次會議的主旨是：禦侮、綏靖、救災。當史量才得知後，已是再明白不過了。所謂“禦侮”，隻不過是一個幌子；至於救災，無非是讓大家多掏點錢罷了；綏靖，這才是主旨，核心在於反共反人民絞殺民主也。於是，史量才在4月1日的《申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國難會議”不過為敷衍人民的手段，並提醒其他被征聘的代表三思，“是否甘為傀儡”，否則，應表示拒絕參加會議。結果，國民黨大張旗鼓宣傳的所謂“國難會議”，到會者不到三分之一，冷冷清清地收了場。
非但如此，史量才還在《申報》上連續發表評論，抨擊會議的三項決議，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和蔣介石的嫉恨。國民黨右派係統的報紙紛紛攻擊史量才是“思想左傾，為共黨效力”。
1932年4月，史量才在《申報》上公開提出了“結束一黨專政”的主張，還發表了陶行知的文章《顛倒的邏輯》，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