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種預想，隨著社會的開放，21世紀的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時事評論家英才輩出、大顯身手的局麵。也許，到那個時候，鄢烈山不再像今天這樣引人注目，這樣受人擁護，也招人忌恨。到那個時候，中國的新聞就成熟，社會也就成熟了。
丁東這篇文章是為鄢烈山的一本書作的序，這自然是受鄢烈山之托。而鄢烈山在其自序裏又是如何自道的呢？且看鄢烈山如是說——朱子慶先生熱心地慫恿我，把1996～1998年三年間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時評專欄文章結集出版，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麵，近年來常有讀者來信來電話，問我的專欄文章出了集子沒有，我隻能告訴他們在我的某個集子裏收過一部分、又在某一個將出版的集子裏也有若幹篇；何況我的專欄已停開，自己當然願意有一個階段性總結的專集存世。另一方麵，我又時常感到自卑，覺得這些吞吞吐吐、欲說還休的所謂時評文章，思想含量還遠遠比不上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的文章，文學價值又近於零，那點可憐的認識價值恐怕也似是而非，何以使讀者掏錢而不致有上當受騙之感呢？作為專欄文章的反饋，我收到了大包的讀者來信，他們有的支持我的觀點，有的提補充意見，有的反駁我，也有人借題發揮。更多的是提出話題或提供事例材料讓我把文章觸角深入下去。如果能夠像龍應台、敬一丹出書那樣，把這些讀者來信附於專欄文章之後，這本書就有看頭——有編頭了。但是我懷疑那些口無遮攔的來信能否原汁原味地印成白紙黑字的合法出版物。我既無興趣給那些來信“整容”，也沒有精力幹這種活計。那就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朱子慶先生讓我安心養病，不必操編輯出版的心。我相信他的處理，會對我負責，也會對社會負責。這不僅是因為他曾在花城出版社工作多年，而且我是將他引為知音的——他曾在閑談中不經意地說起我的雜文與時評的特點，往往是向那些似是而非的社會觀念挑戰。雖然我不是做得那麼到位，但我確實是在追求文章的思辨性，希望以自己獨特的視角，給人耳目一新的閱讀感受，至少是為讀者提供另一種思維的可能。
關於雜文與時評，香港作家董橋有一段貌似幽默實則刻薄的評說。他說：對於男人來講，政治評論、時事雜文等集子，都是現買現賣，不外是青樓上的姑娘，親熱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對於女人來講，政治評論、時事雜文正是外國酒店房裏的一場春夢，旅行完了也就完了。（《藏書家的心事》）他的話是實話，但是，在這個“不在乎天長地久，隻在乎曾經擁有”成為時髦的時代，“春夢”也許是人們回味最多的呢！報刊短章（時評、雜文、隨筆等）應快餐文化流行應運而生，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必然，連董橋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也在為報刊寫短小的隨筆，而不去寫小說、寫詩歌、寫劇本就是明證。其實，詩詞、小說、戲曲這些今日被視之為文壇正宗的東西，當初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花”，跟青樓姑娘一樣卑賤。借用體壇一句套話，叫“重在參與”。今天，還有什麼文體比時評、雜文的參與性更強呢？至於什麼“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如果是就個人功名來講，在電子傳媒時代的人看來，完全是夢囈，是做春夢時流出的涎水。
宋人黃庭堅有一首感慨王安石遭際的詩。道是：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樂觀的人們通常名之日“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潮風起雲湧，不同聲音相激相蕩，固然不需要真命天子出世來一統天下，但人間總有一些基本的準則需要我們來申明來維護吧？總不能聽任一些人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吧？寬容不應當成為同流合汙或苟且偷生的藉口。
總有人誇獎我敢講真話，我實在愧不敢當。我忘不了蘇聯詩人葉夫圖申科寫於1960年的《一個美國作家的獨白》：
人們對我說：
“你是個勇敢的人。”
不對。
我從來就不是勇敢者。
我隻不過認為卑躬屈膝
乃至同行的膽小，是不體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