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複新聞評論的生機與活力，對於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就成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在這方麵，《南方周末》作出了有意義的嚐試。該報有兩個重要的評論欄目，一個是頭版的“周末茶座”，由報社內外的評論家輪流撰稿，一個是“時事縱橫”版的“縱橫談”，在一段時間內，幾乎每期都由鄢烈山執筆。編輯《南方周末》時事縱橫版的同時，撰寫每周一篇的縱橫談，是鄢烈山的半職務行為。《南方周末》為鄢烈山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機會，鄢烈山也以個人的努力為《南方周末》增添了光彩。報人與報紙的關係是互動的。優秀的報人要以優秀的報紙為舞台，優秀的報紙又要靠優秀的報人作台柱。王芸生與《大公報》、徐鑄成與《文彙報》，都是如此。鄢烈山原先在武漢一家報社供職，《南方周末》為引進人才，專門把他全家調來廣州。這時他已人到中年，身體又不好。他覺得，報社器重他，就要對得起報社，於是拚命地工作，在不長的時間內便使自己主持的“時事縱橫”版在讀者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譽。但他為此也付出了代價，終於病倒了；前年他來北京求醫，我見到他，見他臉色很不好，勸他先放下公事，練練氣功，先把身體調養好。他表示想放也放不下。
是啊，對於習慣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來說，心憂天下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讓他超然世外，簡直比死還痛苦。我還能說什麼呢？
鄢烈山筆下的縱橫談。雖不同於過去年代報紙的社評，卻是最接近那種社評的文字。他表達的是個人見解，談論的卻都是當今比較重大的問題，文風堂堂正正，莊重嚴肅，單刀直人，一語破的。他不以雜文家的機巧和油滑取勝，也不像發號施令的官員那樣盛氣淩人。這些時事評論之所以深受普通讀者的喜愛，原因是多方麵的。我覺得比較突出的可能有這樣幾點：一是強烈的平民性。鄢烈山出生在農民家庭，年輕時種過地，當過民辦教師，大學畢業後，又從事過基層工作，所以他深知老百姓的疾苦，思想感情根植於泥土之中，自覺地為平民百姓代言，為弱勢群體代言。這些年，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利益分化。各個階層都要頑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官員階層、企業家階層，不缺少自己的輿論代表。我經常遇到許多雜誌聲稱自己是要麵向企業家。麵向白領之類。占人口最大多數的普通工人、普通農民，反而缺少輿論喉舌。王小波說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其實也不甘沉默，隻好編些順口溜來表達心聲。《南方周末》是為數不多的以為平民百姓代言為己任的媒體。它設立了“百姓茶坊”這樣讓老百姓七嘴八舌直抒胸臆的專欄，同時擁有像鄢烈山這樣自覺為平民代言的評論家。鄢烈山評論當今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出發點不是依靠“尚方寶劍”，而是來自平民百姓的痛癢，自然能夠得到老百姓的共鳴。
二是獨創的勇氣。人雲亦雲是時事評論的大忌。許多報紙的評論家並非不想發出獨特的聲音，往往是因為一些不成文的規矩所限，使國際國內近期發生的大事成為新聞評論的盲點。能不能率先把人們在客廳裏議論的大事見諸報端，需要一種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比如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去世，全世界議論紛紛。但在中國大陸的報紙上，卻不見評論。鄢烈山的那篇《“波爾大哥”，永別了？》，竟成了國內填補新聞評論空白之作。波爾布特統治柬埔寨四年。弄得民不聊生，使這個七百萬人口的國家非正常死亡超過一百萬人，退守山林之後。他仍然殘忍地翦除異己，直到最後眾叛親離。而這一切，又是在最最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中國曾經支持過他，更需要清理和反思。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很多。但公開說出來的，卻隻有鄢烈山一個。前幾年以一本“說不”的書為代表，一股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陡然增高，率先發表評論，為之注射清醒劑的，也是鄢烈山。
三是學理的背景。時事新聞誰都看得見，誰都有看法。評論家和讀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公眾信譽呢？就得比常人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深一點。在某個具體問題上，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做到這一點並不難。但對於專職的時事評論家來說，就比較難。因為他麵對的不是某一個領域的問題。時事新聞隨時可能發生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這就要求評論家兼具雜家的視野和專家的深度。而具備這種能力，除了讀書，沒有別的捷徑。鄢烈山曾經跟我說過他的苦惱，報紙周期短，節奏快，在版麵的壓力下，沒有時間潛下心來讀書。但我知道，在國內的新聞工作者中，他是愛讀書、讀書多的一個。他的時事評論，往往不限於就事論事，而是盡可能地將事件與背景，觀點與學理，融會貫通。這就使他筆下的許多文字不但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同時產生了開人心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