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們底子薄、技術落後，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壞，要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我們出版工作者還要經曆一段相當艱苦的過程。但是，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能完成新形勢賦給我們的艱巨任務。通過這部年鑒的出版，讓全國讀者、作家、編輯、出版工作者、印刷工作者、發行工作者同心同德，奮發圖強，改進我們的出版工作，加強我們的出版工作。
讓我們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從80年代開始，飛起來吧，快快飛起來吧！
（1980年7月8日）
［焦點評析］
《發刊詞》簡短有力，全文還不到1100字，是對出版工作的高度概括。現在讀起來還覺得有很多啟發。
文化是人類進程中的一種現象。
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的文化需要更加切實、客觀。文化與生活須臾不可分離。特別是在實現四化的新形勢下，我們的生產、生活迫切需要一種新文化的物質力量。迫切地需要物質與文化緊密地結合，然後產生出更大的物質能量。
但是，曆史的發展需要捷徑，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要太多曲折彎路。《年鑒》的出版不應該隻是記錄全國在精神和物質方麵的變化和成就，而應更加切實具體地有一些生產技術方麵的指導作用才更實際、更具價值。不是嗎？文章開頭就說：“出版工作對社會的物質需要常常比社會的文化需要來得更重要。”
陳原在《記胡愈之》一文中談道：
這是一位經曆了84個春秋的文化戰士給我們留下的一篇意義深湛的遺言——僅僅一千多字，表達了這個從不知疲倦的老戰士對出版事業的依戀和期望。文中的重點，（指關於談出版工作不但要保證社會的文化需要，同時也應保證滿足社會的物質需要一段話。——編者）是我抄錄時加上去的，也是刊出前後最初的讀者——編輯們不解的地方。出版工作滿足文化需要，這毫無疑義；出版工作怎能滿足社會的物質需要呢？出版工作怎能提供出麵包、布疋和住房呢？我問過胡愈老。他說，這句話表明出版也是一種生產力，出書一定要為社會生產服務，如果出版隻為了精神文明建設，而不為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最多的信息，那麼，出版工作就不能有效地推進整個社會的發展。是的，文中不是說過，中國古書裏講生產的書遠比講文化的書要少，並且要扭轉這個局麵嗎？他沒有再作深入的闡發，他說。讓讀者自己去體會罷，“也許我說得太玄，也許我說得不對”，他笑著說。
這就是胡愈老——他不滿足於重複說過的話。他常常提出自己新的論點，對與不對，交給群眾去評論，這就是老戰士寬闊的胸懷。
胡愈之是個老報人，他早在民國初年就參與主編《東方雜誌》，1937年創辦過一種《月報》。他認為這種綜合性的文獻資料性刊物，最有助於讀者增進時事信息和各類知識。因此，在他擔任出版總署署長之後，在百忙之中還親自規劃新中國第一本文摘刊物——《新華月報》。在此，我們不得不順便談及他當年辦《新華月報》的情形。
胡愈之曾為創辦《新華月報》辦了許多事。他曾親自請毛澤東主席為《新華月報》題詞。他親自擬定名單，組成《新華月報》的編委會。當時聘定的編委有胡繩、楊培新、傅彬然、曹伯韓、樓適夷、艾青、臧克家、鍾惦、王子野等，這陣容比1937年《月報》時強大多了。編委們都不是掛名的，絕大部分兼任《新華月報》各欄的主編。王子野是出版總署編審局第三處處長，他負責總攬編輯出版業務。胡愈之曾親自主持編委會，參加每月召開的編委會例會，與編委們共同討論每期選稿的重點和確定初選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