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時間］1980年7月。
［創刊地點］北京。
［創刊背景］
中國出版協會《中國出版年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出版的幾部年鑒之一，主編陳原。在打算出版該刊之前，陳原把這個設想跟胡愈之講時，得到胡愈之讚許，認為這也是記錄史料的一個途徑。這樣，陳原就請他為第一部年鑒寫“發刊詞”。在他手頭上還保存了胡愈之1980年7月9日寫的短簡。
陳原同誌：
連日酷暑，體力很差，特別是不能多用腦筋。日內擬去北戴河避暑，可能會好些。
《出版年鑒》的發刊詞，照你的辦法，先在錄音機上講了話，然後請人記下來，自己再也沒有精神修改好，隻好就此交卷。請你痛加斧削，或者基本不用更好了。其餘的文件附還。
敬禮！
胡愈之
80．7．9
當這封短簡連同胡愈之讓人記錄下來的《發刊詞》送到陳原手裏時，他說感動極了：“一個84歲的老人，在北京高溫的7月裏，按照我們約好的日期，給這部年鑒寫了發刊詞！”
於是，《中國出版年鑒》便以新的麵貌出現了。
［作者胡愈之小傳］
胡愈之（1896—1986），筆名伏生。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紹興府中學堂學習。1914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當練習生。“五四”運動時，在《東方雜誌》連續撰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積極參與創建上海世界語學會，介紹俄國和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1920年和鄭振鐸、沈雁冰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五卅”運動中，編輯出版《公理日報》，報道運動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四．一二”政變次日。起草對國民黨當局的抗議信，邀集鄭振鐸等七人簽名在《商報》上發表。後被迫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1931年初回國途中訪問莫斯科，寫了《莫斯科印象記》。“九·一八”事變後，與鄒韜奮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編《東方雜誌》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籌辦《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雜誌。1935年與沈鈞儒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協助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主任，主持出版《團結》、《上海人報》、《集納》、《譯報》等報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組織編譯出版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1938年在武漢主管抗日宣傳工作；武漢淪陷後到桂林出版《國民公論》半月刊。組織國際新聞社、文化供應社。1940年赴新加坡幫助陳嘉庚辦《南洋商報》，後流亡蘇門答臘。抗戰勝利後他創辦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創辦《南僑日報》、《風下》周刊、《新婦女》雜誌。新中國建立後，曆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出版總署署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長、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等職。著有《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等。
［創刊詞原文］
《中國出版年鑒》發刊詞
我們的出版工作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出版工作是一種精神生產，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是出版工作不但要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文化需要，同時也應當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需要。有的時候，社會的物質需要常常比社會的文化需要來得更重要。因此，社會主義的出版事業除了直接為教育、科學和文化服務之外，它一定要為社會的物質需要服務。脫離實際的出版是不受人民歡迎的，同時也不利於推進社會的發展。
毫無疑問，出版工作在任何一次革命開始的時候，都起著先導的思想準備的作用。這說明出版工作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但不能說出版的目的就隻是為政治，而不為社會物質的需要和文化需要。出版工作的一個任務是為了繼承全人類優秀的科學文化遺產。具體地說要繼承古代文化同時也要引進外國文化，出版當然也是從兒童到成年進行教育的必要工具。推進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的必需武器。這一點，不僅社會主義出版是這樣，就是資本主義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滿足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的。
我國是不是世界上最早出書的國家之一，這當然可以討論，但如果說中國是保存古代版本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這大概是符合實際的。我們也要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即兩千多年來滿足文化需要的書籍，遠比滿足社會物質需要的書籍為多，後者在我國古代出版物中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國解放後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已經開始扭轉這種局麵。在解放初期，對思想教育的書籍注意得多些，經典著作的出版也著重進行。這是完全必要的。隨著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壯麗事業的開展。出版工作必須強調為四個現代化服務這樣的迫切任務。在某種意義上說，出版工作要走在四化的前麵，正如每次革命運動出版工作都走在前麵一樣。正因為這樣，在80年代第一年開始，出版《中國出版年鑒》是一件大好事。這部年鑒將記錄我們出版工作在新形勢下的進展：而全國人民可以從這裏看到我們在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兩個方麵的變化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