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創刊後第五天，就發表題為《論歸政之利》的論說，公開要《大公報》女記者呂碧城。英斂之時求慈禧撤簾歸政，說隻要“太後”期的《大公報》派女記者呂碧城到歐美采一歸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滿訪，開中國報業之先河。
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對於慈禧搞的所謂“變法”，《大公報》認為名不副實。“此次變法，雖日力祛偏私，實事求是；其實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態，毫無精神予其間。恐泄泄遝遝，仍沿從前之陋習。既未將舊日之熏染，～一痛加湔洗，又未將舊日之秕政，凡可以渙吾民心、阻我進步者，一一鋤之務盡，成與維新。亦不過稍涉皮毛，欺飾耳目，藉以塞責。若是者，僅得謂之變名而已非變法也。”它要求清政府進行真正的改革，除了吏治、軍事、實業、教育等方麵，還必須改革政治體製，變封建專製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
1903年8月18日（農曆六月二十六日）光緒皇帝壽辰時，《大公報》在報頭旁邊用大號字登載祝詞：“一人有慶，萬壽無疆；憲法早立，國祚綿長。”在當時國內的報紙中，《大公報》鼓吹立憲是最起勁的，影響也最大。1905年4月，該報出至一千號時，以“振興中國何者為當務之急”為題懸賞征文。結果中頭獎的三篇中有兩篇皆以立憲為言。其中一篇寫道：“居今日而欲振興中國，采五大洲之良規，剔四千年之積弊，貧一變而為富，弱一變而為強，其必以君主之國而行立憲之法，最為當務之急。”英斂之對這次征文活動十分自豪，說“此舉為中國日報絕無僅有者”。
《大公報》從創刊之日起，就對迷信活動展開批判。創刊詞認為，像那些“歪謬的言論”、“猥邪瑣屑的事”都“不是我們所選擇的”。因此，《大公報》每隔數日，就發表一篇文章，以科學知識為武器，批判各種迷信邪說。對於統治階層的迷信活動，《大公報》一直不斷地進行揭露和指斥。1903年，慈禧蠱惑於所謂徐桐托夢，下令重修庚子事變中被拆毀的京師都城隍廟。當此事僅為傳言時，《大公報》亦驚亦疑，斥慈禧“說夢話”。不料傳言竟成事實：“某太監傳雲，皇太後日前夜間得一奇夢，夢見徐桐人入，奏明太後，新奉玉皇敕旨，作為都城隍；而任都城隍竟不能保護京師，以致聯軍入內，現已革職等語。太後夢醒，次日即傳旨飭建城隍廟。刻下鳩工重建，另塑木偶矣。”《大公報》評論道：“本館於此無關大局有誤愚民之事，本不登錄，唯此事經某太監所傳，夢雖無據，而重建都城隍廟確有其事，姑妄記之，以見中國人信邪之心至死不悟。”所謂“信邪之心至死不悟”，明罵“中國人”，實則痛斥慈禧。
1903年，《大公報》向剪辮易服這一風俗改革的禁區發起衝擊。它以征文的形式，在報上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認為“今當此二十世紀吾國眼簾初啟光明一線之時代，吾遽欲為四萬萬同胞當頭振一警鍾，日：必剪爾辮、易爾服，舉亞洲數千年聖王之製作、吾祖宗二百數十年之留遺，不惜芟剃之，毀除之，以盡從歐俗為快。”1904年，清政府練兵處準備仿照日本軍服式樣改換新軍服製。由於發辮不適於洋軍裝，練兵處內部曾有準予改換軍服的士兵剪辮的議論，但遭否決。而《大公報》再度就剪辮問題展開討論，認為發辮是野蠻的標誌。
此外，《大公報》還反對婦女纏足，提倡女學；主張改革婚嫁和過年風俗；反對賭博，倡導體育運動，等等，充分實踐了它在創刊之初所宣布的“但願能移風易俗”的宗旨。
《大公報》創辦之日，正是清政府日趨腐敗、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之時。《大公報》創刊詞標明辦報的動機與意義：“提高民眾意識，利用西歐的學術彌補我們的不足。”
早期《大公報》的政治傾向是鼓吹君主立憲，但卻以“敢言”、“替勞苦大眾說話”和報風嚴肅而受到讀者歡迎，成為華北地區頗有影響的報紙。
《論歸政之利》敢於在西太後頭上動土，勸西太後改惡從善；並敢於揭露社會矛盾：“今天下疲困極矣，水旱連年，盜賊蜂起，暴斂橫征，亙古未有，農不得耕，工不授器，商不獲利，而士亦不能專一學業……”表現出作者英斂之對勞動人民悲慘命運的同情心與人文關愛。
而在《大公報》首發的《開發智法》的短文談道：“要使吾邦富強，必先開吾邦之民智；要開民智，則必須設議院以伸民權，興社會以倡民智。”作者英斂之借《大公報》的歐風美雨，提出了通過教化倡導文明、以文教發達社會的思想。這在當時不啻是大呂洪鍾之聲。而大公報百餘年不衰，也當因其初衷底蘊根深蒂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