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時間］公元1902年6月17日。
［創刊地點］天津法租界。
［創辦背景］
《大公報》由英斂之創辦。英雖是滿人，但其思想上屬於改良立憲派。他將報館設在法國租界，並借天主教徒的身份和法國領事的支持，獲得了比其他報館相對安全一些的有利條件。他在創辦《大公報》時，就打算像梁啟超那樣“著論求為百世師”，加之有外國傳教士和法國領事“支持”，乃使該報以“敢言”著稱。成為中國北方最有影響的報紙。作為改良立憲派報紙，它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封建專製，但也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英斂之對辦報失去了興趣。1916年，他將《大公報》出售給曾是該報的主要集資人——皖係財閥王郅隆。在王主持期間，《大公報》成為親日報紙，因經營不善，1925年停刊。
1901年1月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宣布“更法令、破舊習、求振作、議更張”，由此開始了晚清最後十年所謂“新政”時期。
隨著國內肅殺的政治空氣漸漸鬆動，維新派人士重新抬頭，被壓抑了三年之久的戊戌思潮再度湧動、倡言改革的報紙在各地紛紛出版，其規模和聲勢很快超過了戊戌時期。與此同時，報人們的辦報觀念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在西方新聞學說的影響下，他們認識到報紙的主要職能不是替朝廷“宣德達情”。而是監督政府，向導國民。他們迫切希望能夠成為中國的“第四等級”，為推動社會變革與進步發揮更大的作用。
天津《大公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刊的。
［作者英斂之小傳］
英斂之（1867～1926），筆名英華斂之，滿洲正紅旗人，“家世寒微，生長陋巷”，22歲時入天主教，接觸到一些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知道那裏“民權充盛，民智開通”，很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取法泰西，走向富強。戊戌年間，他曾撰文對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表示讚佩。變法失敗後，他“感痛鬱結，情不能巳”，在1899年10月著文說：“去歲政治維新，痛革舊習，精神為之一新，風氣為之一變，海內歸心，鄰國聳聽，莫不翹首企踵，快睹中興之始。乃不幸風波陡起，地覆天翻，……今已一年，叢脞日甚，變亂日深，平心細問，果強盛於前乎？抑敗壞於前乎？……今朝廷苟猶有自強之意、自保之心，必須幡然改轍，新政重興。”1901年春，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總管柴天寵等人欲集股辦報，邀英斂之主持共事。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大公報》於1902年6月17日創刊，英斂之自任總經理、撰述、編輯諸職，總攬言論和經營的全權。存世有《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
［創刊詞譯文］
我們同人們早就打算於1902年5月在天津創辦大公報了。大家推選由英斂之來經營大公報。
大公報的辦報宗旨在於提倡良好社會風氣，提高民眾意識。利用西歐的學術彌補我們的不足。對於我們的淺陋既擔心又慚愧，這就是命名“大公報”的原因。
在中國徒有其名、毫無其實的事情比比皆是。今天這份報不會出現自我標榜、夜郎自大、假公濟私的情況，它是秉乘是是非非、原原本本公正的。也許我們創報初期也可能會像人小的時候一樣，幼稚，缺少曆練，遺漏許多東西，但久而久之或許能取長補短、推陳出新、自然折衷。
現今大公報首次問世了，自以為有必要為此作個序言：什麼叫大公？忘掉自己就是大我，沒有私心就是為公。
本報不會以自我為中心，剛愎自用；也不會流於世俗，顛倒是非。報道那些有益於國民有助於學術的東西，其他偏激歪謬的言論不是我們所選擇的，猥邪瑣屑的事是我們所鄙棄的。希望海內外的有識之士能夠加以教誨，以發揚我報宗旨，開啟民智，簡化陋俗。我的同仁們應當奮起自我鞭撻，堅持與人為善共同擴大大公無我的誌向，這是顧名思義不至辜負所學的。但願能移風易俗，國富民安，沒有天災人禍，百姓安康，這樣我們也就如願以償，如此，我們的心也能得到寬慰了。
［焦點評析］
從《大公報》的創刊詞中，我們可以讀到當時有誌之士對開民智之急切心情。庚子國變，激起八國聯軍侵華的直接原因就是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愚昧無知，對近代國際外交規則一竅不通。清政府公然派兵攻打列國駐華使館，這在國際法上無異於向全世界宣戰。開明之士鑒於中國民智未開，急切地想開風氣、啟民智。所以我們今天再讀這篇創刊詞時。感覺猶如在讀一段政治宣言。
該宣言強調：“不會出現自我標榜、夜郎自大、假公濟私的情況”，《大公報》隻刊登新政時事和救國良策，不登那些無關國是、瑣碎無聊的八卦新聞，隻“報道那些有益於國民助於學術的東西”。並在該報附錄書籍中刊登議論時政的文章和新譯西方作品。如此宣言難道不像一篇匡扶國難，救亡圖存的政治綱領嗎？